印度中央政府依《2013年藥品價格管制令》，將137種非列名表抗癌藥品的通路加價上限統一設為30%，業者須重新提交最高零售價格，醫院與零售通路自2026年11月9日起按新價收費。主管機關原本預估，依各藥既有通路結構，終端價格可下降20%至70%，每年約為患者節省250億盧比。
覆蓋543項不同品牌、劑型與劑量的調價結果顯示，146項價格未變、21項降幅不足100盧比，全部品項平均降幅僅略高於5,000盧比。Samarth Life Sciences的Thiotepa每100毫克瓶裝由80,071盧比降至7,150盧比，降幅約91%；Glenmark的Pertuzumab每30毫克瓶裝則由94,951盧比降至30,593盧比，降幅約68%。
相較之下，默沙東Keytruda每100毫克瓶裝維持216,000盧比，Novartis的Kisqali與Kryxana每21錠裝、每錠200毫克維持24,435盧比，未因限利政策而調整。
這場政策爭議的核心，不在於通路加價是否過高，而在於價格形成權究竟掌握在哪一方。印度政府將30%加價上限施壓於經銷、批發與零售環節，邏輯是削減中間加價、降低病患實付金額；但對缺乏學名藥或生物類似藥競爭的專利藥而言，最大宗成本來自研發支出、原廠授權與少數經銷商的高價結構，限制通路毛利並不等於直接降低藥價。
這使監管政策形成明顯落差：Thiotepa等已有替代供應的藥品可以出現九成以上降幅，Keytruda等原創治療卻可能幾乎原地不動。政策執行愈嚴格，市場愈可能將利潤重新分配至少數原廠，而非全面壓低藥價。對患者而言，便宜的是已有競爭的品項，真正昂貴且攸關生存機會的創新療法仍受保護。
印度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定攻防，更將矛盾推向核心。法院引用零售端以15盧比購入、卻標示250盧比最高零售價的案例，質疑藥價監管機制為何未能有效處理價差，並批評定價機制似乎偏袒製造商。法院同時追問，為何不能比照其他品項採取16%的統一加價標準。政府則辯稱印度藥價已位於全球較低水準，應採取分階段、可校準的監管方式。
從產業面觀察，原廠、經銷商、醫院與政府形成四方利益結構。原廠希望維持全球價格敘事下的獲利能力，經銷商承擔通路限縮壓力，醫院則面臨採購價格與掛牌零售價之間的價差責任。政府則在財政可負擔性、產業投資誘因與公共健康正當性間拉鋸。真正的解法需要從通路端移往供應端，包括擴大生物類似藥競爭、確認專利連結規範，以及在符合條件時啟動強制授權。
印度此輪政策可與其他新興市場以通路限利處理高藥價的經驗對照。過去數十年，許多國家發現，限制加價比例能快速降低分銷成本，卻難以處理原廠壟斷與專利壟斷租金；最終仍須依賴學名藥、強制授權、集中採購或健保給付條件，才能形成可持續的價格壓力。
01 起因觸發：印度以30%通路加價上限管制137種抗癌藥
02 一階傳導：經銷商、醫院採購與零售掛牌價全面重算
03 二階擴散：有競爭藥品大降價，專利原創藥維持高價的落差成形
04 三級擴散：法院介入價格監督與強制授權、專利連結等制度爭議
05 宏觀終局：印度藥品可近性與全球價格參照體系面臨重新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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