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德黑蘭革命法院分支法院以間諜、媒體活動及反國家宣傳等罪名，判處攝影記者阿爾廷・加zan菲里（Artin Ghazanfari）合計26年徒刑，其中20年最長刑期可望單獨執行；記者奧米德・法拉格特（Omid Faraghat）則被判10年零1天，並永久禁止進入公職部門。
加zan菲里是巴哈伊教攝影記者，2026年1月19日在德黑蘭住所遭逮捕，設備、書籍及器材均被查扣。HRANA引述接近其家屬的消息人士指出，法院針對「媒體活動」判處20年，係援引情節嚴重的間諜處罰規定突破一般10年上限；另有集會與串謀5年、反國家宣傳1年。其因心衰竭、高血壓及氣喘需接受治療，卻據報遭法院拒絕醫療轉診。
法拉格特則因「媒體與宣傳活動」及在網路散布「假新聞」定罪，2026年6月29日遭拘押。其家人已提出上訴，但依2025年新法，上訴期限由20天縮短為10天。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要求伊朗撤銷判決並立即釋放兩人。
這起案件並非單純的言論爭議，而是伊朗司法體系、國家安全機關與新聞專業規範之間的結構性衝突。案件核心在於國家安全法如何被延伸至日常採訪、攝影、發布與社群傳播，使新聞工作本身被重新界定為間諜或反國家行為。加zan菲里的20年刑期若能單獨執行，不僅大幅延長羈押，也代表法院可能透過多項罪名累積刑責，削弱被告一次聲明無罪或聚焦單一爭議點的機會。
從制度演進看，2025年修法強化對間諜及與以色列等「敵對國家」合作行為的懲罰，並將法拉格特的上訴窗口縮短至10日，顯示立法與司法程序正同步收窄。修法未必等同最高層直接指示每一起案件，但它提供司法機關更廣的量刑與審判工具，也讓「假新聞」、「媒體活動」與「宣傳」更難與事實查證、批評政府及揭露敏感資訊劃清界線。
加zan菲里的巴哈伊教身分可能增加其處境敏感度，但目前公開資訊不足以判定宗教背景是量刑主因；可確認的是，其罪由同時涵蓋媒體活動、集會串謀與反國家宣傳。這反映當局的治理邏輯並非只壓制武裝組織或境外間諜，而是將監督社會、蒐集資訊與促進公共討論的行為也納入安全治理。
醫療問題則凸顯司法懲罰與行政責任的衝突。若監獄醫師已建議轉院，法院仍可拒絕，顯示羈押者在健康風險上缺乏足夠的獨立救濟。法拉格特遭永久公職禁令的影響不只在刑期，而在未來取得工作、社會參與與專業網路的權利；對資深記者而言，這可能等同以行政手段延長制裁。
國際層次上，伊朗以刑事法處理新聞揭露，必然引發國際媒體、人權組織與外交力量的譴責，也可能加深伊朗與歐洲、美國及區域合作國在數位治理與人權議題上的裂痕。案件最大的受益者是擴權後的國家安全官僚體系，因為模糊法律能降低查禁媒體的政治成本；最直接受損者則是記者、受訪者與依賴公開資訊判斷的社會。
這起判決延續伊朗自網路管制異議、境外媒體制裁到以國家安全罪名重罰記者的路線。可預期，法院會繼續把採訪、公開資訊、翻譯社群內容與政治宣傳視為可分割處罰的行為。相較之下，歷次制裁國際記者與封鎖外部媒體的案例，顯示單純輿論譴責往往不足以改變監禁；真正可能產生壓力的，是司法救濟、醫療轉診與外交層面持續介入。
整體而言，未來三年最可能的走向不是全面放棄追訴，而是「判刑、有限上訴、國際施壓、條件式釋放」的反覆循環。伊朗的司法控制將從封鎖訊息延伸到懲罰資訊的製作者與傳播者，國際社會則須把醫療權、上訴期限與新聞專業身分視為一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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