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毒品管制辦公室（UNODC）表示，阿富汗罂粟栽種面積在過去一年大幅增加，2026年已突破4.3萬公頃，相較前一年約1萬公頃成長330%；鴉片產量增幅更高，達400%。這是塔利班於2022年4月正式祭出禁種鴉片政策後，首次出現顯著成長。
塔利班在2021年8月掌權前，阿富汗是全球最大鴉片產製國，也是歐洲與亞洲海洛因的重要原料來源；執政後，官方以根除毒品產業為核心政績。然而，缺乏替代生計的貧困農戶重新採取隱蔽栽種，把少量罂粟混入穀物田地或藏於围墙院落內，以降低遭查緝的機率。
UNODC指出，目前栽種與產量雖仍低於禁令實施前的水準，但增幅已構成政策執行的警訊。國際組織與塔利班官員均強調，打擊毒品不能只靠執法，還須提供農業基礎設施、市場通路、替代收入，以及成癮者治療與跨國緝毒合作。
這場毒品治理逆轉，本質上是塔利班「以鎮壓換秩序」治理模式的結構性代價。禁令在初期確實壓縮了鴉片供給，並切斷部分暴力網路、稅基與地方勢力的財源；但它也直接切斷數十萬農戶及季節工的生計，而政府沒有同步建立足以替代罂粟收益的農業信用、灌溉、倉儲、運輸與採購體系。缺乏替代經濟選項，使禁藥政策從治理成果逐漸轉化為生產反彈的催化劑。
農戶把罂粟藏進穀物田與院落，呈現高度分散、低產量卻高單價的風險分散模式。這意味著過去依賴衛星影像、規模化田區辨識與集中執法的治理工具，會逐漸失效；查緝成本上升，單次取締又可能因缺乏賠償與生計支援而製造新的社會不滿。
塔利班對外宣稱禁藥是執政重大成果，外交部長阿米爾・汗・穆塔奇亦要求國際社會分擔責任，顯示執政當局需要維持合法性，同時避免外界將供給回升完全歸因於政策失敗。然而，外部資金援助、地方權力結構、走私網路與農民生計錯配，使禁令執法面臨四方拉鋸：中央政府有政治動機維持禁令，地方經濟網路有動機恢復交易，農戶需要風險溢價，而國際組織希望以發展援助換取可量化的減產成果。
這並非單純的道德對決，而是邊疆經濟與國家治理能力的考驗。若阿富汗缺乏通往合法市場的道路、運輸與金融通道，鴉片仍會以「現金作物」身分延續；反之，若能把替代農業做成可預期的採購與出口鏈，禁令才可能從執法命令轉為可持續的產業轉型。
經驗顯示，禁產政策若缺乏替代產業與執法配套，往往不是永久消除供給，而是把生產移往更隱蔽、更邊緣的地區。阿富汗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毒品治理經驗，以及哥倫比亞、古巴等國家的減產政策，都顯示執法成效與生計替代必須同步設計。未來可能出現三種情境：
01 起因觸發：貧困、替代生計不足與禁產政策落差
02 一階傳導：農戶轉向零星混種與隱蔽栽種
03 二階擴散：鴉片產量回升，跨境走私與區域執法壓力增加
04 宏觀終局：藥品治理與地方安全、援助政治及經濟重建深度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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