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 2025 年 5 月 17 日關閉最後一座運轉中的核電機組（屏東恆春馬鞍山核電廠 3 號機）後，時隔不到一年半，國家原子能主管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NSC）於 2026 年 9 月 3 日宣布已完成台電重啟申請的技術審查，僅剩最終行政程序即可核發許可。這意味著賴清德總統於 2024 年就職時高調宣示的「非核家園」政策正面臨實質性破局。
根據 2025 年 5 月通過的修法，已除役核電機組的運轉執照得在原始 40 年期限外再延長 20 年，台電遂於 2025 年 3 月同步申請重啟馬鞍山與新北萬里核一廠（Kuosheng）。國民黨文傳會主委陳以信率先開炮，要求總統為推動廢核的政策錯誤公開道歉，並直指核能是 AI 發展與產業競爭力的命脈。
執政的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莊瑞雄則回擊，反酸國民黨過去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朱立倫也曾強烈反核，並強調最終須交由年底地方選舉同步舉行的全國性公投決定，核廢料處置等安全門檻仍未跨越。
這場核能政策翻轉之爭，表面是藍綠口水戰，實質卻是台灣總體經濟戰略、AI 算力霸權爭奪與地緣能源安全的三重深層博弈。
第一，能源供需的根本性矛盾。台灣近三年 AI 與半導體產業急速擴張，2025 年用電量年增率突破 4%，遠高於過往十年平均的 1.5%。台積電 2 奈米與更先進製程、CoWoS 先進封裝產能，以及微軟、亞馬遜、Google 在台資料中心擴建，皆屬「吃電怪獸」。在綠能建置速度追不上、儲能尚未規模化的現實下，再生能源無法獨力支撐基載電力，這正是核能被重新搬上談判桌的核心經濟邏輯。
第二，黨派路線的歷史包袱與政治算計。民進黨「非核家園」源自 2000 年陳水扁時代，立法目標設定於 2025 年全面停止商業核能發電，背後有反核團體民意支持與車諾比、福島事故後的社會心理創傷。國民黨在野時雖也常持反核立場（如新北市長侯友宜任內堅拒核一廠乾式貯存），但執政時期從未真正推動廢核。此次藍營「換位」攻擊，實為選戰算計與產業利益代言的雙重操作。
第三，公投與法規的多重不確定性。即便年底公投過關，重啟程序仍須通過核安審查、地方民意、核廽料最終處置場選址、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改造等多重關卡。馬鞍山核電廠 3 號機若順利重啟，每年可貢獻約 90 億度基載電力，約占全國年用電量的 3% 至 4%，對緩解南部半導體聚落（高雄、路竹）的供電壓力具有戰略意義。
最大受益者將是台電與高科技產業：台電可延緩數千億元的天然氣接收站與機組投資；台積電、聯電、群創等用電大戶則獲得更穩定的低碳基載電力，有助於其在國際 ESG 評比與 RE100 承諾中取得平衡。
國際制裁與出口管制警報
🟠 高度管制 (HIGH RISK)資料來源：OpenSanctions / US BIS Semiconductor Direct Product Rule
⚠️ 合規與地緣風險要點： 依美國商務部 EAR 規範，全面暫停為受限制客戶代工 7 奈米及以下之先進 AI 加速晶片與 GPU 處理器。
戰略貿易流向與供應鏈依賴度
HS 8542資料來源：UN Comtrade 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 · 全球市場規模 $5,800 億美元 / 年
對照國際歷史經驗，台灣核能政策翻轉的軌跡與 2011 年福島事故後的德國、日本形成鮮明對比。德國 2023 年全面廢核後電力進口依存度飆升、工業電價暴漲約 40%；日本則在 2024 年重啟最多達 12 部機組，緩解了半導體與汽車產業的供電壓力。台灣此次政策鬆動，可視為「亞洲矽島」在 AI 競賽中的不得不然之舉。
面對核能政策的不確定性與 AI 電力需求的雙向夾擊，產業與投資人需提前布局風險分散與結構性機會：
01 起因觸發：AI 與半導體用電暴增，加上 2025 年 5 月核電機組執照延長修法過關，鬆動「非核家園」立法目標
02 一階傳導：核能安全委員會完成重啟技術審查、台電取得重啟門票、台積電與半導體聚落獲得穩定低碳基載電力
03 二階擴散：藍綠政治對決升高至全國公投層級，能源政策路線成為 2026 年地方選舉與 2028 年總統大選前哨戰
04 宏觀終局：台灣以「AI 算力 × 低碳核能 × 先進半導體」三位一體鞏固地緣戰略地位，亞洲鄰國與西方陣營的能源與科技供應鏈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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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圈鈾礦復甦號角：Xcite啟動薩省Lorado鑽探計畫
同屬「AI算力驅動核能復興」主線的雙線演進：台灣層面是核一廠、馬鞍山重啟審查進入發照前最後階段，驗證非核家園政策實質破局；加拿大層面則是薩省外圍沉睡鈾礦資產（如Lorado）重啟鑽探，驗證上游鈾資源估值重估。兩者共同反映全球核能需求復甦的供需兩端同步啟動——AI電力飢渴推動政策鬆綁與上游探勘同步回溫，且政治角力（藍綠對決）與初級探勘商資本布局形成跨國共振效應。
美光台灣工會開價83個月分紅：AI紅利背後的半導體勞資典範之爭
AI浪潮推升台灣半導體產能與電力需求，不僅催生美光台灣廠創紀錄獲利並引爆勞資議價壓力，亦迫使台灣重新審視核能重啟政策以支撐AI時代產業競爭力，兩者皆為AI紅利對台灣產業結構的雙重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