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亞正把原本由區域組織與技術官僚主導的和平調解，逐步轉為以總統為核心的外交模式。奈洛比歷來承辦或主導蘇丹、索馬利亞、南蘇丹、衣索比亞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國家的和平進程，2005年《蘇丹全面和平協議》更鞏固其區域調解中心地位。
這套「總統化調解」並非完全排除國際與區域組織，而是由非洲聯盟、聯合國及政府間權威發展組織提供合法性，再由國家元首直接接觸交戰領袖、推動峰會及非正式協商。2013年南蘇丹爆發戰爭後，IGAD一週內召開特別峰會、十日內啟動調解，顯示這種模式具有純技術程序難以匹敵的敏捷性。
但其代價也逐漸浮現：調解日益依賴單一總統的信譽、偏好與人脈，可能造成公信力漂移、責任機制薄弱及政策延續性中斷。肯亞的挑戰因此不是應否擔任區域領袖，而是如何把總統個人的速度與彈性，嵌入透明、可問責且包容的集體機制。
肯亞模式的核心矛盾，是「有效性」與「正當性」之間的拉鋸。傳統自由主義調解理論要求中立第三方隔離於交戰各方之外，但非洲多極且破碎的安全環境，使正式中介機構往往難以即時接觸軍閥、政黨領袖與其他非國家行為者。總統直接介入因此成為務實回應，也讓肯亞得以在高峰會層級綁定國家資源，提高談判政治能見度。
這並非典型政商利益交換，而是安全資源、外交聲望、制度權力與國家戰略優先順序之間的結構性角力。最大受益者是需要快速高層介入的交戰各方及肯亞外交領導層；主要承擔風險者，則包括和平協議的長期執行者、非洲區域組織及依賴可信中介的平民。
肯亞的總統化調解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相反，在非洲聯盟能力受限、歐洲安全承諾不確定，以及海灣國家與土耳其以經貿投資推動領袖式外交的環境下，執行長敏捷性將持續是稀缺的區域資產。真正需要觀察的，是肯亞能否把個人外交轉化為可跨任期延續的區域制度。
歷史上，2005年《蘇丹全面和平協議》與2013年南蘇丹的快速反應顯示，肯亞的優勢始終在於把區域制度與高層政治結合。未來的勝負指標並非召開多少峰會，而是協議在領袖離任、資金中斷與新衝突爆發後是否仍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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