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莉希拉·陳（Priscilla Chan）六歲時目睹外祖父因癌症辭世，這段創傷記憶成為她日後投身醫療研究的原點。她在六年級時翻閱一本癌症教科書，自學理解外祖父的死因，這段歷程被視為她從越裔移民之子成長為頂尖兒科醫師、再轉型為全球最具影響力慈善家之一的內在驅動力。
2015年，她與丈夫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創立陳-祖克柏基金會（CZI），承諾在有生之年將 99% 的 Meta 持股捐出，當時市值約 450 億美元。基金會的核心科學目標設定為「在本世紀末前治癒、預防或管理所有疾病」，這是一項極具野心的典範轉移宣言。
為落實此願景，CZI 於 2016 年斥資 6 億美元成立陳-祖克柏生物中心（Chan Zuckerberg Biohub），匯聚史丹佛大學、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頂尖科學家，專注於細胞生物學、傳染病與人工智慧醫療的交叉研究。截至目前，CZI 的承諾捐贈規模已超過數百億美元，是科技富豪跨界生醫領域最具系統性的案例之一。
這則看似溫馨的個人故事，背後牽動的是科技資本與傳統生醫體系之間的深層利益博弈與文化衝突。
第一、學術自治與億萬資本的張力。陳-祖克柏生物中心採取「在學術機構內部設立獨立研究中心」的混合模式，這與傳統 NIH（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以補助款主導的研究體系形成鮮明對比。億萬富豪的捐贈通常伴隨明確的時程壓力與目標導向，而基礎科學研究本質上具有高度不確定性，CZI 要求「在本世紀末前治癒所有疾病」的宣示，被部分資深學者批評為「過度承諾、違背科學常理」。然而，從正面角度看，這種壓力也迫使研究機構加速整合單細胞基因體學、蛋白質體學與 AI 影像辨識等新興工具。
第二、科技巨擘的「醫療淘金熱」與資源排擠效應。祖克柏夫婦並非孤例，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的「Altos Labs」投入細胞重編程研究，微軟共同創辦人蓋茲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主導全球疫苗倡議（GVGH），Google 創辦人佩吉與布林透過 Calico Labs 攻克老化問題。這場科技富豪的生醫軍備競賽，雖然帶來了充沛資金，但也推高了生醫領域的薪資結構、土地成本與新創估值，導致缺乏億萬富豪加持的獨立研究實驗室面臨邊緣化危機。
第三、AI 醫療的「黑盒子」爭議與監管真空。CZI 的 Biohub 大量引入機器學習模型分析細胞影像與基因表現數據，但這些模型的訓練資料是否存在族群偏差、其決策邏輯能否被臨床醫師信賴，至今仍缺乏統一的監管框架。當科技資本以「速度」與「規模」碾壓傳統醫學的「安全」與「保守」原則時，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握有資料與算力的科技巨擘本身，而非病患或基層醫療機構。
普莉希拉·陳的個人敘事，已從一個越裔移民小女孩的自學故事，演化為重塑全球生醫研究典範的系統性力量。回顧歷史，洛克斐勒基金會於 20 世紀初資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催生了美國現代醫學研究體系；蓋茲基金會則在 21 世紀初透過 GVGH 改寫了全球疫苗配送的遊戲規則。陳-祖克柏基金會正嘗試以「AI + 開放科學」為軸心，建立第三波科技慈善典範，其成敗將決定未來二十年生醫資源分配的權力地圖。
基於此脈絡，我們提出三種未來情境推演：
面對科技富豪重塑生醫版圖的典範轉移，各方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分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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