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通訊部長法米・法茲爾表示，TuJu 導航應用程式由工程部及公路局管轄，若相關單位向聯邦政府提供不實資訊，高階管理層必須就其錯誤建議承擔責任。他同時強調，事件後續由工程部全權調查，並可要求公路局說明。
風波起於總理安華・易卜拉欣以國安及資料隱私為由，要求民眾停止使用具以色列企業關聯的 Waze，轉而支持國產 TuJu；公職人員隨後被禁止以 Waze 處理公務。TuJu 因下載量與使用者快速增加而出現技術問題，公路局主席哈斯尼則澄清，該應用程式原定提供高速公路資訊，從未設計為 Waze 或其他主流導航工具的全面替代品。
TuJu 由公路局與 Prosignal Consortium Sdn Bhd 合作開發，預計於2025年11月推出，服務範圍涵蓋交通狀況、收費道路費用、交流道、休息區及緊急協助。其原始功能定位、政府廣告與實際產品能力之間出現落差，成為整場爭議的核心。
這場衝突並非單純的產品競品之爭，而是國家安全敘事、公共採購與公眾信任之間的治理失衡。安華政府將 Waze 的以色列企業背景與資料隱私風險相連，具有凝聚政治支持及推動在地替代方案的效果；TuJu 因而被快速置於「愛國、支持國家資料主權」的公共政策位置。
但 TuJu 原始設計主要服務高速公路管理，提供路況、收費、交流道、休息區與緊急援助等資訊，並非城市級完整導航平台。若官方在推廣時將其描述成 Waze 的全面替代品，便可能造成使用者、駕駛人與企業在採購或安裝後出現明顯落差。真正需要問責的核心，不只是應用程式是否發生故障，而是政府是否把政策目標誤述為產品能力。
TuJu 事件可與歷史上政府主導數位替代平台遭遇的「政策成功、商業不足」模式對照。2013年印度推動 Bharat 類在地數位服務時，政策能快速擴大使用，但維運、互通與商業化仍需長時間；歐洲在資料主權要求下扶植本地雲端與支付平台，也顯示公共信任不能只靠在地法人身分建立。馬來西亞接下來的關鍵，不在於 TuJu 能否擊敗 Waze，而在於它能否把一次政治倡導轉化為可信、可稽核的公共數位基礎設施。
01 起因觸發：總理以國安與資料隱私為由要求停用 Waze，公職人員亦遭限制，推動 TuJu 成為政策替代方案。
02 一階傳導：TuJu 下載量與使用者快速增加，系統隨後出現技術問題，公路局則澄清其並非 Waze 的全面替代品。
03 二階傳導：通訊部長要求高階管理層就錯誤資訊負責，工程部將調查公路局及相關合作方。
04 二階擴散：馬來西亞政府與國際導航平台之間的資料安全、採購及競爭關係受到檢視，公務使用限制可能擴及更多關鍵基礎設施。
05 宏觀終局：TuJu 若完成資安、透明度及互通性改革，可升級為國家交通資料底座；若定位失準，則可能淪為政治倡導下的公共數位服務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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