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對逾50家大型美國石油與天然氣企業的統計顯示,2026年4月至9月,也就是美國與以色列自2月28日開始攻擊伊朗後的六個月,這些企業合計利潤超過1300億美元,遠高於2025年同期低於470億美元的水準;估計值尚未計入3月與10月。
獲利暴增主要來自戰爭推高汽油、柴油等成品燃料價格,加上中東及俄羅斯煉油設施受損或供應受干擾,使仍能運作的煉油廠議價能力與 refining margin(煉油利差)大幅擴張。艾克森美孚第三季獲利超過翻倍,雪佛龍接近三倍;瓦萊羅獲利更增至逾六倍,殼牌與道達能源第三季利潤也都超過翻倍。
代價則由消費者承擔。布朗大學Climate Solutions Lab估算,自2月28日開戰以來,美國家庭為汽油與柴油多支出1470億美元,平均每戶超過1100美元。這場能源紅利因此不是純粹的企業獲利故事,而是戰爭成本由市場與家庭支付、利潤則集中於少數大型煉油與生產商的分配失衡。
這場衝突本質上是明確的地緣政治與產業利益角力。中東及俄羅斯煉油能力受損,等同讓全球市場從「原油供給問題」轉為「合格燃料產能問題」;原油開採商仍可透過價格上漲獲利,但真正獲得超額利潤的,是掌握既有煉油設備、庫存與國內管線,且能在運作風險較低的北美生產基地持續供應汽油與柴油的煉油商。資產的稀缺性由地下油藏移轉至煉油產能,使煉油利差成為這場戰爭最直接的財富轉移機制。
各方的戰略考量並不相同。美國與以色列藉由打擊伊朗削弱區域勢力,但軍事行動立即把中東能源設施與航運風險轉化為全球油價、運費及通膨壓力。美國石油企業則不必承擔戰區開採成本,便能以更高的產品價格出售燃料,形成「低營運風險、高市場售價」的收益組合。這正是美國大型油企在地理上享有安全優勢、在市場上卻能收取戰爭溢價的結構性矛盾。
消費者與運輸、農業、製造業等用油密集產業成為主要承壓方。家庭每月汽油與柴油支出增加,企業則可能透過物流、航空、農業投入與商品價格傳導成本,使通膨重新升溫。與此同時,聯邦政府若以抑制油價或要求企業增產作為政策工具,可能同時壓縮煉油利差並削弱資本投資誘因。
最大受益者是掌握煉油資產、庫存及管線的整合型與專業煉油商;主要受損者則是低毛利用油戶及消費者。這不是單純的油價循環,而是企業利益、國家安全目標與家庭生活成本之間的尖銳衝突。若戰事延長,資本還可能進一步流向股東回饋與債務償還,而非增加產能,使供給脆弱性在下一輪衝擊中更加明顯。
戰略貿易流向與供應鏈依賴度
HS 2709資料來源:UN Comtrade 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 · 全球市場規模 每日約 1.02 億桶 (全球最大宗貿易商品)
若以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能源價格飆升作為歷史對照,本輪美伊戰事已證明,即使油價仍低於當時每桶100美元的峰值,只要市場相信供應風險會持續,現貨與煉油利差就足以重塑企業獲利結構。未來三至六個月可觀察三種情境:
01 起因觸發:美國與以色列自2月28日攻擊伊朗,中東及俄羅斯煉油與供應設施受損或陷入風險。
02 一階傳導:全球原油、汽油與柴油價格上升,仍可運作的煉油廠利差擴張,美國大型油企現金流激增。
03 二階擴散:航運、農業、航空、製造業與零售業成本攀升,企業將燃料附加費與原料漲價轉嫁至終端。
04 宏觀終局:能源通膨提高利率維持高位的機率,家庭消費受壓;若企業僅償債與回饋股東而未擴增產能,市場韌性反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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