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11月2日收到一宗訴訟，華盛頓責任與倫理組織（CREW）、公共利益公民組織（Public Citizen）及政府監督計畫（POGO）共同起訴國防部、國防部長Pete Hegseth與資深官員Emil Michael。案件直接挑戰Hegseth於9月30日成立的「Project Meridian：未來戰爭」顧問委員會，指控其組成一員、會議公開及文件揭露未符合《聯邦顧問委員會法》。
該委員會原本任務是研究新興戰場科技、盤點未來軍事能力，並就先進武器系統的開發部署提出建議。成員名單包括SpaceX負責人Elon Musk、國防科技新創Anduril創辦人Palmer Luckey，以及前眾議院議長Newt Gingrich。起訴方主張，多名委員同時是可能因國防預算與採購而受惠的企業領導人，形成「規劃者、承包商與政策受益者角色重疊」的利益衝突。
國防部則主張，負責監督研究的非營利組織MITRE將透過技術審查與利益衝突防護機制處理疑慮。目前法院尚未認定五角大樓違法，原告主張仍待司法審理，案件因此反映美國國防科技採購與治理機制正面臨的新一輪合法性檢驗。
這場訴訟的核心，不只是「委員會是否公開」，而是美國國防預算與未來戰爭的技術藍圖，究竟應由誰塑造。Hegseth成立Project Meridian，表面上是因應AI、自主系統、無人機與低成本武器快速迭代，希望縮短國防部傳統採購週期；實際操作上，卻把政府需求定義權與軍工企業的獲利路徑放進同一個封閉場域。這種「旋轉門」的制度化版本，繞開了傳統軍工複合體中經由遊說、標案與國會預算博弈的節點，讓業者直接參與需求生成。
Musk掌握的SpaceX已擁有大量政府合約，Luckey創辦的Anduril則主打自主武器與反無人機系統；若委員會建議擴大AI、先進飛彈或無人部署支出，兩家公司都可能處於有利位置。原告真正質疑的，是「提出需求的人同時是投標的人」是否仍能被視為獨立專業判斷。這不只是倫理口號，而涉及國防支出的邊際每一美元究竟流向外部驗證，還是流向被推薦的供應商。
五角大樓的防衛則聚焦程序與技術中立：MITRE具有技術審查能力，理論上可檢驗各項建議是否具備可行性、是否符合安全規範，並處理委員揭露的利益衝突。然而，MITRE本身也是國防研發承包體系的一環，其技術評估能否獨立於既有承包商利益，是原告後續必然追問的核心。
POGO在10月29日曾去函要求增列獨立政府問責專家，反映爭議已從「是否成立」演進為「如何制衡」。這類訴訟的真正功能，是迫使國防部留下可稽核的書面紀錄、公開利益揭露與會議資料，使原本封閉的軍工決策被迫進入公共監督。真正的受益者，是需要建立可信任採購規範的國會議員、非關聯軍工業者與情報監督組織；最直接承壓者，則是習慣在政府與市場邊界模糊地帶運作的科技巨頭與國防新創。
上，五角大樓多次以民營科技高層或外部專家組成顧問機制，藉此加速創新；但二戰後軍工複合體、艾森豪與尼克森時期的國防採購批評，以及1980年代「金主—國會—國防部」關係的曝光，均顯示速度與合法性之間存在長期張力。Project Meridian將此張力推至數位科技供應鏈時代：受影響者不僅是傳統武器承包商，還包括掌握AI、衛星通訊與感測技術的巨型平台企業。
01 起因觸發：三個監督組織以聯邦透明與利益衝突為由，於11月2日對國防部、Hegseth及官員提起訴訟。
02 一階傳導：Project Meridian的會議紀錄、委員財務揭露與MITRE審查流程面臨司法與輿論檢驗。
03 二階擴散：國防新創、無人機與AI軍用供應鏈面臨更高的法遵成本、政治風險與投標延遲壓力。
04 跨國外溢效應：盟友與歐洲國防採購機構可能比照推動利益衝突迴避、專家獨立性及公開會議規範。
05 宏觀終局：國防科技創新將由業者主導的需求共創模式，逐步轉向需求生成、技術驗證、利益隔離與國會問責的多元治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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