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活成本壓力正把公共圖書館推向經濟弱勢者的核心位置。NPR報導指出，44%的美國成年人過去一年曾難以負擔醫療、房租或房貸等至少一項基本需求，70%則削減串流等非必要支出。圖書館借閱證登記、數位借閱、實體到館與活動參與人數近期同步增加；洛杉磯公共圖書館 makerspace 使用量近兩年度增加37%，數位借閱及到館人次均逾20%。
數位服務成長更為突出。馬里科帕郡圖書館 Kanopy 使用量三年增加34%、Hoopla 使用量激增78%；Topeka與Shawnee郡圖書館去年數位媒體借閱增加8.1%，但實體借閱下滑。依讀者需求，館方也提供電影、新聞、線上職缺申請協助、WiFi熱點、烹飪器具、露營用品及縫紫設備。
需求回升與公共資源縮編同時發生。川普政府曾試圖取消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研究院（IMLS）補助，遭21州檢察長訴訟後恢復，但白宮4月提出的新年度預算仍建議IMLS預算歸零。圖書館正以低成本數位平台與社區服務，承接原本由家庭預算、商業平台及社會安全網分擔的需求。
這起事件的本質並非單純的借書熱，而是生活成本上升、數位商業模式與公共預算緊縮三方交匯下的結構性矛盾。美國公共圖書館不以廣告或訂閱費營運，而以稅收提供近乎零邊際成本的閱讀、影視、WiFi、設備與職涯服務；當商用平台持續漲價時，圖書館的替代價值自然上升。
歷史上，經濟衰退通常會推高公共圖書館使用量。美國圖書館協會分析顯示，2001年短暫衰退期間有18個大型公共圖書館系統借閱量增加；另一項涵蓋541家圖書館的研究也發現，金融海嘯期間使用率高於先前年度。圖書館因此具有「自動穩定器」功能：居民私人預算收縮時，公共機構便承接文化消費、數位接入與技能訓練需求。
真正的權力衝突在於聯邦補助能否延續。IMLS資金雖非多數地方館唯一的財源，卻能支援服務創新、數位館藏、人才及特殊族群服務。聯邦政府將預算歸零，表面上降低中央支出，實際成本卻可能轉嫁地方稅、慈善捐款與跨區資源不均，形成成本可見性低、社會效果卻高度分散的政治議題。
數位平台也構成重要中介。OverDrive掌握Kanopy，圖書館雖以授權方式提供服務，仍須仰賴商業供應商維持內容目錄、授權、應用程式與使用者資料。館方需求增加，可能帶動內容授權及技術服務市場，但平台集中度、資料治理與數位壟斷風險亦隨之升高。
這並非陰謀式利益交換，而是可觀察的制度張力：個人與家庭越需要免費公共服務，聯邦支持公共圖書館的財政正當性反而越受到質疑。
美國公共圖書館使用率上升，很可能不是單一週期的短期反應，而是公共服務需求、數位閱讀習慣與世代偏好交疊後的長期轉變。過去的圖書館主要保存並流通書籍；疫情後，電子書、串流影音與線上活動把圖書館推向「低成本數位公共基礎設施」，年輕世代則進一步透過社群媒體重新建立閱讀與社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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