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檢察官表示，若調查證實副總統莎拉・杜特蒂明知不實，仍在宣誓文件就其企業利益作出虛假陳述，可能另面臨偽證罪追究。案件焦點集中於其財產、負債與淨值申報書、公司登記、稅務及企業資料之間的差異。
眾議院彈劾辯方引用菲律賓證券交易委員會、國稅局及其他機關紀錄，質疑杜特蒂是否完整揭露企業關聯。檢方指出，她截至2025年仍名列Metro City Chow Foods Corp.董事及執行委員會成員，儘管自2022年6月已出任副總統；另涉GenCorp Industries Inc.權益，以及與其丈夫律師Manases Carpio有關的Cale88 Foods Corp.出售案。
11月5日，參議院彈劾法庭准許若干財務、稅務、企業及不動產紀錄進入證據，但明確表示文件獲准採納，不代表參議員已認定控方指控為真。辯方預定11月9日開始提出證據；任何偽證追訴都須另經調查及獨立法律程序。
本案表面是個人財產申報與企業紀錄是否一致，深層則是公職、利益揭露與司法問責之間的界線。菲律賓憲法要求公職人員申報財產、不得保有可能與職權衝突的私人利益；彈劾程序則承擔政治問責功能，兩者門檻與證明標準並不完全相同。
控方的戰略是把SALNs、公司登記、BIR資料與利益關係交叉比對，形成「身分宣稱—實際職務—資產收益」三層矛盾。真正的關鍵不是文件數量，而是能否證明杜特蒂明知虛假、故意作出不實陳述，且陳述足以左右證人或案件實質。單純申報落差、公司文件更新延誤或帳目不一致，未必足以構成偽證。
這也構成三方的策略角力：控方希望藉可驗證的行政紀錄降低案件被描述為政治報復的風險；辯方則可挑戰文件關聯、證據可採性及控方推論；司法與彈劾法庭必須區分「文件顯示不一致」與「已證明主觀故意」。最大受益者是能藉此強化公共誠信治理的一方，但短期最可能受益的，仍是掌握行政紀錄與程序主導權的控方。
另一項戰略意義在於，偽證指控可成為彈劾案之外的壓力工具，也可能反向擴大政治危機。若另案成立，政治問責將轉化為刑事風險；若無法證明明知故意，行政疑點則很可能停留在紀律或政治層面。
從菲律賓歷屆彈劾與貪腐追訴經驗看，同一批證據往往會分別發揮政治問責、行政紀律與刑事定罪三種功能，但法律後果不能由政治聲勢直接推定。本案可分為三種情境：
整體而言，最需要觀察的不是單一SALN，而是控方能否把差異轉換為可證明故意隱瞞的完整事實鏈。
01 起因觸發：SALNs、企業登記與稅務紀錄出現可被交叉比對的落差
02 一階傳導：彈劾案進入財務證據攻防，控方與辯方聚焦主觀故意
03 二階擴散：企業法遵、財產申報與利益衝突審查標準受到重新檢視
04 宏觀終局：若另案成立，菲律賓政商風險與治理評價可能進一步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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