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推動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醫療改革，於10月26日啟用由一般科醫師提供評估、診斷與興奮劑處方的服務，並培訓150名一般科醫師；適用對象為6歲以上兒童及成人。改革原為降低专科醫師的高成本與長候期，但官方診所名單誤列至少15家未參與服務的機構，甚至包含已歇業單位，另有數家合格診所遭漏列。
事件迅速演成服務誤導與電話轉接危機。非參與機構湧入求診電話，部分求診者在被錯誤轉介並遭拒後已明顯不耐煩，工作人員也承受超出負荷。名單其後刪除14家、增列5家機構，但直到週五仍在運作的Hosier Lane homeless支援機構才被移除。
這次失誤不是單純的網站瑕疵，而是醫療權責、容量資訊與風險轉移機制在基層化改革中同步失靈。 估計維州有16.3萬名兒童及32萬名成人受ADHD影響，改革目標雖具急迫性，官方卻尚未建立足以承接龐大需求的可信入口。
ADHD照護長期集中於小兒科與精神科，形成高費用、低供應與漫長候期的結構性瓶頸。澳洲近年診斷率與興奮劑使用量快速上升，各州因需求壓力陸續放寬一般科醫師的評估與處方權限；這項改革的本質，是把部分專業判斷與藥物管理從专科下沉至社區醫療，以提升可近性並縮短等待。
澳洲各州ADHD基層化已形成清晰政策方向，昆士蘭率先允許一般科醫師診斷與處方，南澳、新南威爾斯、西澳與塔斯馬尼亞隨後跟進。這代表未來爭議將不再聚焦「能不能由一般科看」，而是轉向「如何確保看對、看得安全、看得一致」。
歷史上，澳洲多次醫療近用性改革都顯示，制度鬆綁能快速釋放供給，卻也會把風險集中到前端。ADHD改革的成敗，關鍵不在新增多少醫師，而在政府能否用可信資訊、臨床規範與即時容量管理，讓患者第一次接觸醫療系統時就進入正確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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