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與新南威爾斯州以自動測速及闖紅燈照相機大規模執法，2025至2026會計年度共開立近100萬件交通違規，速限與紅燈罰款收入接近3.25億澳元。其中，速限照相機產生779,405件罰單、收入2.05億澳元；紅燈照相機產生203,351件罰單、收入1.20億澳元。
單一執法點中，Cross City Tunnel東雪梨西向照相機以23,548張罰單創造1,098萬澳元收入；Rozelle交流道南向照相機開立27,643張罰單，罰款金額達997萬澳元，兩者均位於地下高速公路。
案例駕駛Jeanitta Lee在一週內收到四張超速罰單，其中兩張僅相隔六分鐘；她承認駕駛過快，但認為罰款高於當日收入，正提出行政複議與司法上訴。州政府則主張，所有照相機罰款收入均再投入減輕死亡與重傷的道路安全措施。
這場爭議表面上是「安全治理」與「罰款尺度」的對立，深層卻是公共財政、交通正當性與個人自由之間的配置衝突。新南威爾斯州政府以近乎零人工成本的照相機，把原本分散在住宅道路與高速公路的違規行為轉化為可規模化、可預測且可追訴的收入流；固定設備也讓執法不再依賴警察攔車，進一步擴大政府處理道路安全的行政能力。
從結構上看，地下高速公路是爭議最集中的區域。封閉道路通常具有較少行人穿越、較高車速與較長駕駛人追逐風險，因此提高自動執法密度具有較明確的安全理據。約六成速限罰單針對超速10公里／小時或以下，卻也顯示制度正優先處理大量輕微、累積性違規，而非僅針對高風險極端駕駛。
支持者認為，只有罰款具備經濟痛感，才能讓駕駛人正視超速造成的人命傷亡；反對者則指出，固定照相機可能讓駕駛人在地點前急煞、在通過後立即加速，甚至形成「只防照相機、不防路況」的心態。若照相機收入成為地方財政依賴，執法動機便可能從降低傷亡滑向創造收入。
真正的制度判準不應是罰款收入多寡，而是事故率是否持續下降，以及相同路段是否形成可驗證的安全改善。官方雖宣稱裝設照相機後的道路創傷率低於裝設前，卻仍需以分時、分地、分違規類型的精準數據，持續檢驗事故下降究竟來自限速、照明、匝道設計，還是自動執法本身。否則，最賺錢的照相機可能只證明辨識技術成熟，卻未能證明公共政策成功。
新南威爾斯州在酒駕與安全帶執法之後，正嘗試以自動照相機建立新的道路安全文化；然而，這項轉移也顯示科技執法能快速改變行為，卻不一定自動贏得社會信任。未來走向將取決於政府能否把「罰款收入」與「安全績效」明確分開，並用透明數據回應外界質疑。
01 起因觸發｜高速與市區大量設置自動測速、闖紅燈攝影機，罰款規模化與收入集中化引發質疑。
02 一階傳導｜駕駛人行為、申訴與保險風險改變，交通科技、證據保存及違規資料管理需求上升。
03 二階擴散｜地方政府可能把自動執法視為財政工具，帶動跨州攝影機安裝、調升罰款及AI辨識標案。
04 宏觀終局｜道路安全政策將由「收多少罰款」轉向「能否以可稽核數據降低事故」，公民自由與自動化治理的邊界也將更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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