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春川市政府與美國聖約翰學院建立學術合作，引入以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歐幾里得等經典為核心的「偉大經典」博雅教育模式。這項實驗不採傳統授課、學分分科或選修制度，而由教師主持小型討論課，學生僅依閱讀內容、同儕辯論與自身推理形成答案。
計畫源自仁川國立大學教授李永hwa於2019年創立的南韓首個偉大經典課程；春川市於2025年與聖約翰學院建立合作後，參與規模已增至約120名大學生、770名中小學生及40名受訓教師。
改革背景包括南韓學生閱讀能力下滑、升學競爭壓力，以及AI快速進入校園。51%的南韓學生每週至少使用一次AI聊天機器人協助學習；支持者擔心學生將記憶與思考外包給工具，反過來削弱判斷AI產出品質的能力。
這場變革表面上是地方教育實驗，深層矛盾則是「效率與標準化」對「判斷力與公共推理」的競爭。南韓長期以大學入學考試為中心， educational system把閱讀、記憶與刷題緊密結合，並把競爭提前推向學齡前階段。家庭因此投入補習班、海外學校與高成本升學競賽，官方卻也擔心學生雖擅長取得正確答案，卻逐漸失去形成問題、判斷證據與承擔結論的能力。
AI使這項矛盾進一步尖化。當學生能以聊天機器人快速摘要、擬答與整理筆記，傳統背誦的邊際效益下降，資訊取得也不再構成主要瓶頸；但若答案由模型直接生成，學生可能形成「內容豐富、思考空洞」的假性學習。AI降低知識取得成本，卻沒有自動提升問題辨識、價值判斷與獨立論證能力，而後者恰恰是民主社會與高風險產業最難被工具化取代的能力。
偉大經典模式並非單純排斥AI，而是試圖重新配置人機分工：把AI留作探索、對照與查證工具，將核心課堂保留給經典文本、同儕質疑與口頭推理。其政治意義在於，每堂研討課都被塑造成「縮小版共和國」，讓不同觀點在制度內碰撞，而非以行政權威壓成單一答案。這種自由討論與古典素養的結合，也回應了南韓憲政危機後社會對公共判斷、公民勇氣及民主韌性的需求。
偉大經典模式的成敗，不在學生是否讀完多少名著，而在南韓能否把原本由考試、家庭與補習班共同承擔的教育責任，重新交還給學校與教師。它借鑑美國自由教育的古典傳統，卻必須回答一個更具壓力的命題：在統一、高競爭的升學體制中，學校能否容許學生花時間閱讀、質疑，而不必立刻轉化為分數。
歷史上看，芬蘭教育改革曾以去標準化、教師自主與遊戲化學習改變公共教育討論，但成績改善並非立即發生。春川案例真正可能改變的，是社會衡量教育成功的標準：從答對多少題，轉向能否提出好問題、辨識錯誤並在分歧中建立共識；這比單一考試分數提升更慢，也更難量化。
01 起因觸發｜南韓閱讀能力下滑、升學競爭與AI在校園快速普及，促使地方尋找替代性教育模式。
02 一階傳導｜春川市政府、仁川國立大學與聖約翰學院建立合作，推動經典研討、教師培訓及小班博雅課程。
03 二階擴散｜教育科技業須重新設計人機分工，補習業可能面對由機械刷題轉向提問、論證與AI查證的需求。
04 宏觀終局｜南韓教育政策可能從分數競賽擴大至AI素養、民主參與及古典人文教育，但成效仍受統一升學體制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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