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預防組織犯罪法案》（Prevention of Organised Crime Bill）將在明年（2025年）前提交國會審議前進行重大修法。據《星期日時報》引述政府高層消息人士說法，修法核心是刪除原本賦予警方的額外權力條款，並移除所有可能被用於政治壓制或異議鎮壓的條文。
被刪除的爭議條款包括：以外觀特徵辨識幫派成員的規定（如刺青、髮型），以及「連帶責任人」條款——即僅因與疑似幫派成員交往即可能遭法律追處。官員說，參考新加坡等國家的同類立法，鑑於民間輿論對「以連帶關係定罪」的疑慮，斯里蘭卡方面選擇刪除。
新版本將對齊良好治理公約，包括跨國組織犯罪與貪腐相關公約，以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與《巴黎協定》等環境與氣候條約。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已將政府擬定的修正內容正式函告最高法院，該院目前正受理對此法案的合憲挑戰；政府並將在送審前舉辦更多公眾諮詢。
本案表面是立法修法，實質是斯里蘭卡國家機器與公民社會之間，圍繞「警察權力邊界」與「程序正義」的一場制度性角力。
第一層角力在政府內部：總理辦公室（採負責國安與跨部門協調的總理制）與警察高層（長期主張組織犯罪偵查需要快速且廣泛的授權，包括連帶責任與外觀辨識）之間存在實質分歧。原本版本的「連帶責任人」條款，本質上是把偵查便利性轉嫁為無辜者風險的工具——這種設計在實務上最容易被用來施壓反對黨支持者、記者、律師與社運人士。
第二層角力在政府與最高法院之間：最高法院已受理挑戰，迫使政府必須把修法意圖白紙化，形成可被司法審查的公開紀錄。總檢察長主動函告法院修正內容，是把原本模糊的政治攻防轉為可稽核的法律文件程序，這一步本身就是權力邊界的實質性進展。
第三層角力是國際標準的槓桿作用：新法案對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貪腐公約、CITES 與《巴黎協定》，顯示斯里蘭卡試圖藉國際法共識為國內修法建立外部正當性，以此弱化「警察收權」的政治標籤化。
第四層則是受益者與受損者。受益者包括普通民眾、遭誤導偵查的無辜關係人、律師與新聞從業者的生存空間，以及真正受害於gang相關暴力的社區——因為刪除連帶責任並未削弱對實際暴力行為的追訴權。受損者則是那些依賴廣泛授權作為談判籌碼的執法單位，以及靠「威懾式條款」維持資源的官僚體系。
須提醒的是，刪除條款並不等於填補漏洞。若新版本僅是「拿掉最刺眼的部分」而未建立獨立的權力審查機制、禁止令（injunction）程序與警察權力的司法前置核准制度，修法的象徵性大於實質性，工具只會換個名字回到下一個版本。
戰略貿易流向與供應鏈依賴度
HS 8507資料來源：UN Comtrade 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 · 全球市場規模 $1,300 億美元 / 年 (複合成長率 >24%)
把斯里蘭卡這次修法放進歷史脈絡，可比對兩條路徑。其一是1990年代至2000年代「後威權體制國家普遍以反組織犯罪名義擴張警察權」的浪潮——墨西哥打擊販毒集團時的緊急權力擴張、美國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對秘密監聽的授權、以及同期多國以「特別法」架空普通刑事程序的做法。其二是與之相反的司法收斂路徑：歐洲人權法院與歐盟執法機構近年對指紋資料庫、無人機監控與預測式治安的嚴格限制。斯里蘭卡目前明顯走的是第二條路，但仍在路口。
值得留意的第三種可能，是修法本身成為新的爭議標的——外部觀察者會質疑「以公約對齊取代實質問責」的表面化操作，這使得國際可信度的建立取決於後續的執行數據而非立法文本。
01 起因觸發：最高法院受理對《預防組織犯罪法案》的合憲挑戰，迫使政府必須將修法意圖正式化並函告檢察長
02 一階傳導：斯里蘭卡警察體系失去原法案中賦予的額外權力（外觀辨識、連帶責任），偵查模式被迫轉向多源證據鏈
03 二階擴散：執法科技供應商與社群網路分析應用面臨合規重設，國際執法技術援助的合規條件同步提高
04 三階擴散：新版對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CITES 與《巴黎協定》，區域執法協作規則開始受到南亞與印度的連動關注
05 宏觀終局：斯里蘭卡能否將「收權」兌現為「程序正義」，決定其法治評分、主權風險溢價與國際援助資格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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