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首席法官辦公室(OCJ)最新《保留判決報告》(Reserved Judgments Report)顯示,全國法院共有 2,124 件案件已宣告保留判決(reserved judgment),其中 443 件逾期超過六個月,涉及高等法院、勞動法院、土地法院、憲法法院、最高上訴法院與勞動上訴法院。報告反映第三審期起點的狀態:高等法院、勞動法院與土地法院為 7 月 20 日,憲法法院、最高上訴法院與勞動上訴法院則為 8 月 15 日。
判準之差是關鍵:官方《司法規範與標準》要求 三個月內 完成判決,但 GroundUp 與 OCJ 實務上採用較寬鬆的六個月基準,全國逾六個月未決的 443 件中,有 60 件落在三至六個月的嚴格標準內,顯示官方揭露義務與媒體口徑之間存在落差。
四個勞動法院分庭( 約翰內斯堡、開普敦、德班、格雷伯哈)合計佔 184 件,達全國 443 件的 42%,為最嚴重積壓區。分庭數據對比驚人:約翰內斯堡由 2019 年最高的 37 件攀升至 113 件,開普敦由 6 件升至 37 件,德班由 4 件升至 32 件;格雷伯哈則是唯一逆勢者,由 2023 年高峰 18 件降至 2 件。
近一年惡化速度更是關鍵訊號:四分庭合計逾期件數由 2025 年 10 月的 85 件,升至 2026 年 1 月 129 件、4 月 163 件、7 月 184 件。全國總數雖由 445 微降至 443,但勞動法院分庭由 163 增至 184,顯示積壓正高度集中於勞動爭議領域。同時,普利托利亞高等法院甘特eng分庭以 60 件居全國第二高,勞動上訴法院、選舉法院與競爭上訴法院則為零。
這起事件的本質並非單純的司法效能問題,而是 南非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與經濟結構性脆弱交疊下的制度性崩解,其背後確實存在清晰的權力與資源角力。
第一層是 職位配給的政治角力。全國僅 13 個勞動法院法官職缺,15 年來未增,且需服務全國。2022 年以來,七位資深法官退休、升遷或調往其他法院,僅 5 個職缺獲得補實。司法服務委員會(JSC)自 2021 年起至少 三次重新公告 勞動法院職缺,2025 年 4 月與 10 月兩輪各公告 3 個職缺,每輪僅獲 1 人獲派。SC 職缺存在硬性護國主義與區域代表平衡的政治運作,勞動法院位於 Johannnesburg 且處理大量政治敏感議題(如礦業罷工),候選人篩選困難本身就反映民意代表對「偏袒工會」或「偏袒雇主」的預期性防禦,這才是職缺長期空缺的真正原因。
第二層是 「代理法官(acting judges)」體制的結構性反效果。全國 443 件逾六個月未決案件中,276 件(62%)由代理法官保留;勞動法院比例更極端,184 件中有 172 件(93%) 來自代理法官;約翰內斯堡 113 件中 108 件、德班 32 件全數、開普敦 37 件中 31 件。代理法官短期能提升吞吐量,但任命常僅維持一週,返回律師事務所後難以完成判決,形成「接案—保留—流失—再累積」的積雪循環,並將大量可立即結案的案件轉為長期懸置。
第三層是 爭議解決機制的套利化。法官 Benjamin 指出,雇主與工會日益頻繁將 CCMA(調解、調解與仲裁委員會)裁決送交勞動法院申請覆審(review),目的往往不是法律爭點或程序瑕疵,而是 藉司法程序施壓對方和解;其中部分覆審根本未實質進行,形成「程序性噪音」。這意味著積案來源具有 策略性製造 的成分——勞動市場疲弱導致裁員與解僱爭議增加,短期契約僱用擴張又使爭議繞過 CCMA 直入法院,形成案件量結構性上升的雙重擠壓。
值得玩味的是格雷伯哈的逆勢下降:其 2023 年高峰 18 件後降至 2 件,說明 積壓並非不可逆的自然法則,而是治理效能的函數。相較之下,約翰內斯堡從 37 件到 113 件近乎三倍,正是 Johannesburg 集中了全國勞動爭議密度與最難覆審案件類型的結果。
南非勞動法院積案問題可借鏡其他司法體系的治理教訓,並可預期三種情境走向。
面對南非司法積壓常態化,企業端與投資端應採取以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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