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野生動物基金會(AWF)自2014年起在坦尚尼亞基洛姆貝羅地區推動社區主導的保育治理,嘗試將原本由外部機構或政府主導的保育模式,轉向由在地農民、漁民、牧民與地方官員共同參與。截至目前,當地已成立48個村級自然資源委員會、5個用水者協會及1個野生動物管理區,並讓約50個制度進入固定的多利益關係方對話。
計畫也著重提升在地生計能力,超過1.7萬名農民接受培訓,其中約70%已採用至少一項永續農業技術。在JRS生物多樣性基金會支援下,AWF於2026年6月培訓來自12個機構的50名參與者,運用iNaturalist等數位工具進行生物多樣性紀錄與跨機構共享。
這些成果的實質意義,不在於新增了保育面積,而是讓最接近土地與生態系的人擁有部分決策權、監測能力及經濟誘因。基洛姆貝羅濕地位於拉姆薩公約wetland名錄,面積約79.67萬公頃,承載特有鳥種與約40萬人的農業、漁業及牧業生計;上游烏曾瓜山區的森林、降雨與農地狀況,則直接影響下游聚落與水力發電。
基洛姆貝羅案例揭示的並非傳統政商利益衝突,而是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全球保育目標、國家財政壓力與地方生計需求之間,存在治理權與成本負擔嚴重不對稱的問題。保護區在規劃圖上看似邊界清晰,實際上野生動物會移動、河水會流動,農田、村落與保護區長期交疊;在這種生態現實下,單靠劃設保護區或由外部機構制定規範,難以形成持久執行力。
當社區只在規則確定後才被告知「將受到哪些限制」,農作物被野生動物侵襲、土地與水源進入受限、收益受損的成本便集中落在資源最有限的家庭。這類體驗容易把保育誤解為外部勢力對地方資源的單向接管,進而削弱守法動機。當居民未把自己視為保育制度的共同所有者,保育就只是一項需要耐心承擔的外部成本。
AWF選擇的替代路徑,是把知識、權限與結果連結起來。村級自然資源委員會與用水者協會,讓地方具備進入規劃及資源分配程序的管道;多利益關係方平台則提供政府、保育夥伴與地方代表協商的利益中介機制。數位生物多樣性工具在這套架構中並非單純技術導入,而是把漁民、農民與村級巡守員的日常觀察轉化為可供官方與科學界使用的證據。
其中最重要的制度設計,是地方觀察者不只提供資料,也實際參與資料如何被解讀、記錄與回饋到決策。當數據由受影響者自己產生,資訊的可信度與政策接受度才會同步提高。這種模式同時回應保育組織的長期困境:外部資金與政治注意力一旦退潮,若地方沒有掌握能力與經濟利益,原有成果便難以維繫。
從歷史經驗看,1970年代建立的世界自然基金會、1990年代興起的社群林業,以及非洲過去二十年以保護區主導的保育模式,都顯示:單靠制度宣告或外部補助,能維持規則的宣布,卻未必能維持規則的日常執行。真正形成長期成果的案例,往往讓使用者進入治理結構,並讓環境改善能帶來可支配收益。基洛姆貝羅計畫延續了這項邏輯,但尚處於由培訓轉向制度化的關鍵階段。
01 起因觸發:AWF自2014年以社區委員會、用水協會及多利益關係方對話重塑基洛姆貝羅保育治理。
02 一階傳導:48個村級委員會、5個用水者協會與1個野生動物管理區,改變地方資源決策與野生動物衝突處理機制。
03 二階擴散:逾1.7萬名農民接受培訓、約70%採用永續農業,進而影響濕地水質、逕流與水力發電穩定。
04 數位治理升級:12個機構、50名參與者導入iNaturalist,生物多樣性觀測由專家監測走向地方常態回報。
05 財務結構轉向:保育成效評估逐漸由保護面積,轉向社區收入、治理權與生態系服務的可驗證性。
06 宏觀終局:若在地組織能進入正式決策與預算體系,社區共管將成為非洲自然保育由外部輸血走向內生治理的重要典範。
領域延伸情報推薦 相關延伸研讀
依主題領域自動關聯之高參考價值外電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