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最高法院國際法院(ICJ)預定週四(2025年11月)就甘比亞訴緬甸案宣判,這是史上首宗將「種族滅絕」認定适用于單一國家現行國家暴行的重大案件。
甘比亞於2019年依1948年《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大公約》(以下簡稱滅絕公約)向ICJ提起訴訟,主張緬甸違反公約,要求法院認定緬甸違反公約、命令停止一切針對洛興雅族群的非法行為、並確保相關責任人受懲罰,同時准許甘比亞就所受損害聲求賠償。緬甸在2024年公開聽證中辯稱,2017年8月北部若開邦的軍事行動是合法反恐行動,並未構成種族滅絕。
判決具有法律拘束力,但ICJ無權執行判決,僅能將不遵從情形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案同時與其他三件滅絕公約案件並行處理:南非控告以色列在加薩的戰爭違反公約(以色列否認,已進入實質審理);尼加拉瓜控告德國出售用於加薩的武器(德國要求駁回);烏克蘭控告俄羅斯(因俄國捏造烏克蘭種族滅絕指控作為入侵藉口,預期仍需數年才有終局判決)。
本案的核心衝突,是國家主權與軍事安全例外這兩套邏輯的正面对撞,而這背後確實存在清晰的利益角力,其結構大致可分為四個層次。
若將本案置入ICJ歷史上重大判例的座標——2007年波士尼亞/塞爾維亞案認定波黑塞族武裝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殺約8,000名穆斯林男性與男童、構成違反防止種族滅絕義務——今天的緬甸案則是首度就「國家本身即為加害結構」給予實體認定,其規範外溢強度遠超前者。
另一條平行觀察線是:本案是否會被援引為「國家安全不等於滅絕」的抗辯先例。以色列已在加薩案主張同一邏輯,若緬甸的防禦理由被接受,將大幅限縮公約的適用範圍;若被駁回,則代表國家安全作為全面免責的時代正式終結。
核心判斷:這是一場「法律象徵價值遠高於執行力」的事件,決策應以象徵價值定價,以執行力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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