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自由黨議員 Lisa Hepfner 提出私人提出的《離婚法》修法草案 C-223,原冀盼限制「親權剝離」主張,並納入保護遭遇家庭暴力及兒童處境不利於照顧者的機制。
但《國家婦女與法律協會》表示,加拿大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已從草案中刪除多數直接涉及婦女與兒童的保護條款,包括聚焦親權剝離爭議的相關條文。該協會並指,刪除後,原本可降低受虐母親因揭露家庭暴力而遭不利裁判的保障受到削弱。
協會先前調查八名兒童死亡案例,發現親權剝離概念經常被用於法院程序,目的之一是質疑家庭暴力指控的可信度。修法的核心因此不只涉及離婚責任分配,而是誰能提出傷害指控、誰會被法院認定為不適合育兒,以及司法程序能否有效辨識真正的家庭暴力。
本案確實存在制度權力與價值的衝突,但不宜簡化為單純的黨派之爭。表面上是私人草案與眾議院委員會的修法攻防,實際上涉及三組核心矛盾:司法保護、家庭暴力防治,以及親權與兒童最佳利益的衡平。
第一,親權剝離是加拿大家事法院中的既有概念,常被用來描述子女被施予影響、拒絕與另一方接觸,或遭系統性排斥的情況。支持修法者通常擔心,未經充分驗證的「心理傷害」說法可能讓法院過度介入高張力離婚,並迫使兒童捲入成人權利衝突;主張保留防護條款者則認為,家庭暴力本質上涉及安全風險,不能只靠心理鑑定或通訊紀錄判定。
第二,婦女團體指出,親權剝離指控常被用來反轉家庭暴力舉證責任,使處於弱勢的一方必須先證明自己不是施暴者,才能獲得探視、監護或揭露傷害的機會。真正爭點不是「親權剝離是否曾存在」,而是它是否會被誤用為轉移举证焦點的工具。
第三,刪除條款的政治功能,可能是把責任從制度改革轉移給個別法官、社福機關與受虐家庭。國會若不建立明確的風險判定、專人評估與程序隔離機制,個案將更依賴司法裁量;遭家庭暴力威脅的母親也承擔更高的法律與經濟成本。
最大直接受損者是遭遇家庭暴力、依賴子女撫養權維持居住與照護安排的女性;相對而言,缺乏專業資源、承擔過多子女照護責任的一方,也可能因限制濫用親權剝離而受惠。制度能否取得共識,取決於改革是否同時防止武器化,又避免把所有親子衝突都安全化。
加拿大家事司法長期面對「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但法律沒有給予單一因素否決權;核心一直是如何在兒童安全、維持穩定關係與避免不當介入間取得平衡。親權剝離修法之所以反覆出現,正是因為實務上兼具真實案例與策略性武器化,難以用單一規則處理。
01 起因觸發: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刪除《離婚法》草案中多數婦女與兒童保護條款
02 一階傳導:家事法院處理親權剝離、探視與監護權的判準出現政策空白
03 二階擴散:受虐母親、兒童安置、庇護服務與跨機構資料協作面臨更高風險
04 宏觀終局:加拿大可能在司法改革與女性安全之間重新校準,並影響其他普通法國家的家事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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