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7日,美國在加拉帕戈斯群島附近的國際水域以無人機/定點轟炸方式攻擊厄瓜多漁船「La Negra Francisca Duarte II」,造成船艇摧毀、数名船員受傷並全數遭扣押。
十七名厄瓜多漁民及其律師 Dan Kovalik 已向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西部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控告美國政府違反國際法,請求500萬美元賠償並頒發禁令,禁止美方再對類似漁船動武。
訴訟書主張美方將該船納入針對加勒比海與東太平洋「疑似運毒船隻」的行動;漁民方面則強調,事發前厄瓜多海軍已登船檢查並確認船員並未涉毒。
原告稱兩名人員因爆炸受到嚴重燒傷,並主張遭受經濟損失、身心創傷,且被美軍拘押於惡劣環境後移交薩爾瓦多才返回厄瓜多。訴狀形容美方「蓄意攻擊、綁架與凌虐」船員。五角大廈與美軍南方司令部均以「不評論未決訴訟」為由拒絕回應,海警與五角大廈先前亦否認涉入。
此案並非孤例,2026年已發生數起針對厄瓜多漁船的類似事件。
這場對決的表層是漁民與國家暴力的落差,但真正的核心矛盾,是美國把南海—加勒比海「反毒戰爭」的戰場延伸到了公海與主權國的經濟活動區,而國際法與司法機關尚未跟上。
從美方戰略考量切入:華盛頓自川普政府第二任期以來大幅擴張以「打擊運毒」為名的海上军事行動,執行從「登船查驗、扣押移交」一路升級到定點轟炸(strike from the air)。此一升級有三個好處——一是遠端打擊可規避登船帶來的crew safety與人質風險;二是能藉此瓦解走私集團的船隊資產,切斷「海上無人機」與「岸上接應」之間的補給鏈;三是把執法行動轉化為軍事行動,就能繞開一般刑事程序中的搜查令、證據排除與司法審查。原告律師 Kovalik 所說的「若真是毒販,也該先取得逮捕令」,正是點出這條路徑的關鍵弱點:公海上的無差別轟炸,本質上是把刑事執法改寫成戰爭權行使。
厄瓜多一方則承受三重壓力:其一,厄瓜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合法鮪魚產國之一,漁業是外匯與就業支柱,一艘漁船被摧毀不只是船價問題;其二,厄瓜多政府長期面臨美方以「打擊販毒集團、減少移民來源」為由施壓的結構性不對等,漁民成為這場交易的低成本抵押品;其三,維護主權與漁業生計是能上台面的少數民族國家議題。
第三條線是司法與國際法。《海洋法公約》賦予沿海國在領海與專屬經濟區的主權權利;若一艘通過檢查的漁船在國際水域遭無差別打擊,程序正當性與相當性(proportionality)都極易被挑戰。賓州西區地方法院雖非傳統海事訴訟專門法院,但多起與美國聯邦海事權力、國家行為豁免(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y)相關的案件曾在此地审理,其選址本身就帶有策略性:這是美國執法與移民相關案件最密集的司法管轄區之一。
而「移交薩爾瓦多」一節更為敏感——它牽出美國與薩爾瓦多之間的移民協議與第三國合作機制,一旦進入司法審查,等於要求法院檢驗美國安全政策的外溢成本由誰承擔。這正是最大受益者與最大受損方極度錯位之處:反毒成效數字與邊境政治紅利的受益者不在受訴漁民,而在華盛頓的選舉敘事與特定安全產業鏈。
把這起訴訟放進美國近代海上執法的歷史序列裡——1980年代美國海岸警衛隊「金槍魚戰爭」時期的扣船扣人、1989年冷戰末期巴拿馬運毒集團的銀行與港口封鎖、以及2010年代以海上無人機巡邏為主的加勒比海反毒行動——可以看出一條規律:每一輪海上執法擴張,最初都靠「沒有人受害」的模糊紅線維持合法性,直到第一起人員傷亡與司法挑戰出現,紅線才被迫被檢視。這次的轉折點,正是漁船而非毒船、且船員遭扣押與移交第三國。
最關鍵的前瞻變數,是美方未來是否會把「先射後問」改為「先問後射」。這不只是一場漁船與法院的爭議,而是美國全球軍事存在正從「盟友防衛」轉向「無人化執法擴張」後,第一次被要求在第三國主權與國際水域上,回答「誰授權你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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