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澳洲維多利亞州女子奈瑞爾・ Simmons(Narelle Simmons)遭伴侶 Craig Jennion 毆打、燒灼與控制,傷勢遍及臉部及四肢。其後她因藥物與酒精併發症、肺炎、胸部傷勢及血胸,獨自躺在克蘭本恩住處的床墊上;女兒 Tayla Richardson 聯絡不上母親後報警,警方抵達時,她已死亡9天。
Jennion 承認曾擊打 Simmons 的臉部並造成頭部傷害,也稱翌日曾嘗試心肺復甦術後逃離。驗屍未能認定他直接導致死亡,因此他未被控誤殺或重大魯莽殺人,僅因普通襲擊及未通報應通報死亡而入獄5個月。未在伴侶亟需醫療協助時施救、卻將其獨自留下,是否足以構成獨立犯罪,成為修法焦點。
另一宗案例中,26歲 Amy Bowden 服用海洛因過量後,伴侶 Ethan Ross 未立即求醫,反而注射甲基安非他命並延誤24小時。救護人員認為若及早治療,她很可能存活;Ross 僅在南澳州被判處9個月刑期,亦未被追究致死責任。
維州檢察長 Sonya Kilkenny 與自由黨影子檢察長 James Newbury 均承諾推動新法,將親密關係中棄置醫療需求者納入刑事責任,並可能納入《2008年家庭暴力保護法》。
本案的核心並非單純的刑事偵辦失誤,而是家庭暴力最危險階段——受害者重傷、失去求助能力後,施暴者藉由「停止施暴」制造無人死亡的法律豁免,形成控制與責任轉移的最後一道環節。原本指向死亡結果的嚴重傷害,可能因缺乏棄置罪而停留在普通襲擊、程序性失職,甚至被重新解讀為行為人已盡到最低義務。
Narelle Simmons 案最具爭議之處,是 Jennion 曾承認施暴與初步施救,卻因驗屍未能直接建立其行為與死亡的因果關係,沒有被控造成死亡。Amy Bowden 案則呈現另一種法律斷點:Ross 明知對方過量、具備立即求醫的客觀條件,卻選擇用未經證實且具風險的藥物處理,並延誤24小時,結果仍未被追究死亡責任。
這並非抽象的親密關係暴力事件,而是司法體系如何界定「不救」的刑事性質。現行制度容易獎勵行為人等待受害者死亡,使原本被視為延續性控制的行為,拆解成彼此獨立的毆打、棄置與死亡;每一段都缺乏足以貫穿的責任鏈。
本案與過去家庭暴力致死案件相比,最具指標性的變化,是焦點由「誰造成致命傷」轉向「誰在有能力改變結果時選擇不求助」。這類修法若成功,將形成所謂的「棄置責任」:行為人即使沒有直接造成死亡,也不能以沒有動手终结生命作為免責理由。
01 起因觸發:重傷受害人死亡九日後仍未獲救,司法認定與行為人直接致死之因果關係不足
02 一階傳導:維州兩大政黨承諾推動「親密關係中醫療棄置」專門罪名
03 二階擴散:警方、醫療機關、驗屍單位與家庭暴力支援體系將強化高風險通報及跨機構協作
04 跨州外溢:南澳州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可能同步檢討未求醫、延誤救援與刑事責任落差
05 宏觀終局:澳洲家庭暴力政策由事後定罪轉向預防介入、強制通報與全國法規一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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