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心理治療師 Gareth Strangemore-Jones 針對《衛報》Sarah Blaffer Hrdy 關於父親育養與男性氣質的研究提出回應。他認為,這項研究的重要性,不只在於證明參與育養的父親能讓孩子受益,更在於指出父親本身可能因照顧他人的脆弱而產生正向改變。
他挑戰了「先改變態度,行為才會改變」的單向發展觀點,主張育養經驗會反覆啟動與情緒反應、依附及合作有關的生物與心理機制,進而強化照顧能力。換言之,照顧並非既定性格的單向消耗,而可能成為塑造父親行為模式的反向學習歷程。
不過,他警告不能直接推論「增加育養父親就必然帶來更和平的世界」。人類完全可能疼愛自己的孩子,卻對圈子外的人保持敵意;同理地,個人層面的溫柔與同理心,未必能自動轉化為群體合作,暴力與衝突的成因也不能只從人格特質解釋。
這項討論的核心並非政治權力或經濟利益之爭,而是傳統男性氣質、育養責任與現代心理學之間的觀念衝突。歷史上,父親被期待扮演供給者、規範者與保護者,育養則常被無意識地劃分為母親的領域。這種分工不只形成性別角色,也會影響家庭勞動配置、兒童發展與下一代照護能力。
Hrdy 的研究挑戰了「關懷本能只屬於女性」或「男性天生較缺乏育養傾向」的假設。育養研究顯示,嬰兒的接觸、照護與互動會影響神經發展、依附品質與日後社會能力;父親投入育養,也可在參與過程中形成更敏銳的情緒辨識與回應能力。最關鍵的修正不是「育養讓男人失去男性特質」,而是育養從來就與男性特質並不矛盾。
心理發展長期採行「態度先行、行為後續」的直線模型,但育養可能形成雙向因果:孩子表現脆弱,迫使照顧者調整行為;反覆的照顧經驗又強化情緒敏感度、責任感與合作能力。這種機制讓父親的角色從旁觀式支持者轉為關係的共同建構者。
但個人同理心與宏大和平之間仍有明顯斷層。家庭內的親密關係、對陌生人的信任、對不同立場的容忍,以及制度能否降低衝突成本,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集體暴力還受到政治經濟條件、社會不平等、群體歸因與制度激励影響。育養可以培養關係能力,卻不能單獨消除結構性對立。因此,與其把「更多育養父親」包裝成和平公式,不如追問這種能力能否跨越血緣與部落邊界,成為公共生活所珍惜的素質。
Hrdy 等人的研究把育養從「母親的天職」重新導向可被所有性別學習與實踐的能力。若這套觀點逐步進入教育、媒體及職場制度,未必會直接創造和平世界,卻可能改變家庭內的權力分工、情緒教育與父親角色的社會能見度。
歷史上的父職典範轉移顯示,制度往往先承認「男人也能照顧」,才會進一步追問誰能請假、如何取得收入,以及哪些組織願意為照顧風險分擔成本。未來關鍵不在父親是否被表揚為模範,而在育養能否成為一項具備資源、彈性與問責機制的共同義務。
01 起因觸發|Hrdy 的育養研究促使學界與媒體重新檢驗「關懷與男性氣質不相容」的長久假設
02 一階傳導|親子教育、臨床心理、父母諮商與企業育嬰福利開始從「母親導向」轉向角色中立
03 二階擴散|學校性別教育、醫療培訓、彈性工作與男性友善服務形成新的制度需求
04 宏觀終局|父親參與育養若能制度化,可縮小家庭分工落差、改善勞動參與,並重塑男性在照護產業與公共領導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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