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依據《2020年社會安全法》（Code on Social Security, 2020），積極推動平台聚合者（Aggregators）為零工與平台工作者繳納社會安全基金。根據該法規定，零工工作者與單一聚合者合作滿90天，或跨多個聚合者累計120天，即符合請領福利資格；聚合者則須每年評估並繳納其分攤額。目前印度勞動部正面臨一項關鍵的制度設計抉擇：究竟應採行以「年度營業額」為基礎的計算機制（依《社會安全法》第114(4)條規範，比例為1%至2%），還是改採以「個別交易抽成」為基礎的新公式（最高可達支付給工作者金額的5%）。
這兩種公式的差異極為懸殊。分析師以產業實例進行試算：一家每日處理3萬張外送訂單、每單平均支付工作者30盧比、年營業額達2,000億盧比的食物外送平台，若採5%抽成制，每年分攤額約為164.25億盧比，僅占其營業額的0.82%。然而，同樣是5%的抽成制，套用在一家每日處理60萬趟次、營業額僅1,000億盧比的叫車平台上，其年分攤額竟飆升至約1,428.1億盧比，相當於其年營業額的142.8%。這種結構性失衡，源於平台經濟中「交易頻率、票券大小與營收規模」三者之間的脫鉤，並非政策刻意製造的結果。
這並非單純的稅率高低之爭，而是印度監理單位在「制度合理性」與「產業經濟結構」之間面臨的深層政策拉鋸。表面上，5%抽成制看似公平，因為所有平台適用同一個百分比；但深入剖析後便會發現，這是一種典型的「形式中立、實質傾斜」的制度謬誤。
真正的核心矛盾，在於平台經濟的「營收模式」與「工作者經濟模型」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斷裂：
因此，利益角力的本質在於：印度勞動部傾向以「交易熱度」作為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標，但產業分析師與叫車平台主張，應以企業的「整體經濟規模與承受能力」作為稅基，才能避免制度反過來懲罰那些採取高工作者分潤、透明化收費的模範企業。這場政策辯論，實質上是在定義「平台經濟的社會契約究竟該長什麼樣子」。
回顧印度過去在商品與服務稅（GST）改革、廢鈔令（Demonetisation）等重大政策上的推進模式，政府往往在初期採用較為粗糙的「一刀切」公式，隨後再依據產業反彈力道進行滾動式修正。此次零工社保分攤機制的設計抉擇，將為全球平台經濟的監理模式立下關鍵指標。
基於目前的政策訊號與產業結構推演，未來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境：
無論最終結果為何，這場制度辯論都將深刻影響印度超過770萬名零工工作者的生計，並為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台經濟治理提供關鍵的實證參考。
面對這場仍在演變中的印度監理風暴，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取分層次的戰略應對：
01 起因觸發：印度勞動部推動《2020年社會安全法》細則，須於2026年底前確定平台聚合者的社會安全分攤公式
02 一階傳導：印度叫車與外送平台（Ola、Uber、Rapido、Zomato、Swiggy）的稅務成本結構面臨根本性重估，運力與定價模型被迫調整
03 二階擴散：跨國科技平台重新評估印度市場的投資優先序；東南亞（Grab、GoTo）與歐美監理機構密切觀察，準備援引或迴避印度的前例
04 宏觀終局：印度作為全球第二大數位經濟體，其平台監理模式將成為新興市場國家仿效的標竿；若抽成制強行上路，可能引發全球零工經濟商業模式的典範轉移與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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