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際回收材料工業協會（MRAI）於2026年在新加坡舉辦的「IBS（International Borcade & Sustainability）研討會」所釋出的產業觀察報告，亞洲廢鋼貿易流向正經歷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劇烈的結構性重組。
核心驅動力來自兩條平行軌道：第一，全球廢鋼供應鏈因俄烏戰爭延續、土耳其進口政策轉向，以及中東地緣風險外溢而出現供應中斷；第二，亞洲各國加速推動碳中和路徑，使電弧爐（EAF）煉鋼佔比快速攀升，預估至2030年亞洲EAF煉鋼比重將從目前約25%提升至40%以上，進而推升對優質廢鋼的剛性需求。
與會產業領袖指出，印度已超越土耳其成為全球最大廢鋼進口國，而日本、南韓則因國內汽車與營建廢鋼回收量穩定，逐漸從傳統淨出口國轉變為「再出口加工中心」，將東南亞作為分級處理與轉運的戰略基地。MRAI報告亦警示，二號重熔廢鋼（HMS 1&2）的亞洲離岸價（FOB）波動區間已從歷史均值的每噸15美元擴大至45美元，反映供應不確定性顯著攀升。
亞洲廢鋼貿易流轉變的本質，是一場由氣候政策、地緣衝突與產業轉型共同塑造的結構性典範轉移，並非單純的供需價格波動。其深層矛盾可從三個歷史脈絡與產業演進軸線加以理解：
一、煉鋼工藝的百年路線之爭。高爐－轉爐（BOF）煉鋼自20世紀中葉以來主宰亞洲鋼鐵業，仰賴鐵礦砂與煉焦煤，每噸粗鋼碳排放約2.1噸二氧化碳；電弧爐煉鋼則以廢鋼為主，每噸碳排放可降至0.6噸。當中國2020年宣布「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承諾後，整個亞洲鋼鐵業被迫加速向EAF轉型，這是人類鋼鐵史首次由政策驅動而非成本經濟性驅動的工藝革命。
二、廢鋼資源的地緣分配不均。日本、南韓、台灣因工業化時間長、汽車與家電汰舊週期穩定，享有「廢鋼儲量紅利」；但東協國家（越南、印尼、菲律賓）與印度因鋼鐵消費基期低，國內廢鋼回收體系尚未成熟，形成明顯的「回收赤字」。這種資源分布的時空錯位，正是支撐亞洲廢鋼長程貿易持續擴張的根本結構因素，並非短期套利行為。
三、供應安全與綠色溢價的拉鋸。俄羅斯與烏克蘭過去合計供應全球約15%的廢鋼出口量，戰爭爆發後歐美制裁將這部分供應擠出西方市場，迫使土耳其、中東買家轉向亞洲尋貨，推升亞洲出口競爭白熱化。同時，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等綠色貿易壁壘逐漸成形，使低排放的EAF煉鋼享有「綠色溢價」，進一步扭曲傳統價格機制。
這場重組的最大受益者是具備完善回收體系與海運轉運樞紐的東北亞三國，受衝擊最深的則是仰賴進口廢鋼、但缺乏長約與避險工具的東南亞小型電爐煉鋼廠。
對標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全球能源供應鏈重組的歷史經驗，亞洲廢鋼貿易流轉變所引發的鋼鐵業結構性調整，將呈現至少持續十年的長週期影響。以下預測三種未來情境：
面對亞洲廢鋼供應重組與EAF煉鋼轉型的雙重浪潮，產業參與者與投資人應採取分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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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ED 地緣衝突與安全熱區監測
CRITICAL (極高衝突)監測熱區：中東與紅海走廊 (Middle East & Red Sea Corridor)（葉門 · 以色列 · 黎巴嫩 · 荷姆茲海峽）
📡 區域安全態勢評估： 紅海曼德海峽商船遇襲風險持續高企，多國海軍聯合護航行動持續進行，牽動蘇伊士運河全球航運保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