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調研機構 Barna 與基督教科技平台 Gloo 合作，於 2025 年底先後完成兩份具全國代表性的問卷調查，其中針對 1,514 位美國成年人與 442 位美國新教牧者的數據顯示，高達 94% 的牧者對人工智慧可能曲解聖經教義表達高度憂慮，這個比例遠遠高於一般會眾（83%）與全美成年人（74%）。
調查深入探詢當 AI 面對聖經詮釋出現重大歧異時應如何回應，結果呈現極為鮮明的神學立場分裂：60% 的牧者主張 AI 應平等呈現所有主流詮釋觀點，並解釋其差異，不輕易裁決何者為「正確」；相對地，僅有 26% 的實踐型基督徒認同此做法，反而有 26% 的會眾期望 AI 直接指出「正確」解讀，且實踐型基督徒希望 AI「只呈現最獲共識之詮釋」的機率，竟是牧者的四倍之多。
Barna 研究副總裁 Daniel Copeland 指出，牧者立場反映其鼓勵批判思考的角色定位，期盼 AI 成為擴展理解的工具，而非取代信仰判斷的權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實踐型基督徒運用 AI 於學習、寫作與一般建議的頻率，遠高於將其用於聖經詮釋或靈性指引，且已有約三分之一的美國實踐型基督徒認為，AI 提供的靈性建議品質與牧者相當。
這場爭議本質上並非典型的政經利益博弈，而是 科技典範轉移衝擊千年神學詮釋權的深層文化衝突。要理解其結構性張力，必須回溯基督教詮釋學的歷史脈絡：自宗教改革以來，「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原則將詮釋權下放至平信徒，但 16 至 21 世紀間，教會仍透過神學院、宗派會議與牧者職分，建立了一套層級化的詮釋審核機制。如今生成式 AI 以低成本、即時性、看似「中立」的姿態介入，正好挑戰這套延續數百年的權威結構。
第一層矛盾在於「詮釋中立性的幻象」。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資料本身即承載特定的英語新教學術傳統與西方神學偏誤，當會眾要求 AI「直接給答案」，實際上是將一套隱形的意識形態預設為「標準答案」，這正是牧者憂慮的核心所在。
第二層矛盾在於「靈性權威的數位位移」。歷史上，牧者透過長期牧養關係、聖禮施行與個人生命見證累積詮釋權威；而 AI 僅憑對話視窗與語意機率分佈，便可能迅速取得部分會眾的信任，這對傳統教會的社會資本與奉獻基礎構成長遠威脅。
第三層矛盾則是「使用頻率的世代鴻溝」。調查顯示實踐型基督徒使用 AI 的頻率遠高於一般人，這意味著信仰社群內部已出現「科技先鋒」與「傳統守護者」的內部分裂。相較於千禧世代與 Z 世代對數位工具的直覺親近，嬰兒潮世代牧者更可能將 AI 視為靈性威脅，這種代際張力將在未來十年持續擴大。整體而言，這場衝突的真正受惠者可能是掌握 AI 神學內容生態系的科技平台與數位教材供應商，而受損方則是中小型實體教會及其賴以維繫的社群連結。
對照歷史上的重大宗教與科技衝擊事件——從 1450 年代古騰堡印刷術催化宗教改革、到 1920 年代收音機重塑佈道生態、再到 1990 年代網路顛覆教會資訊傳播——AI 對神學詮釋權的介入無疑是另一場典範級的結構性轉變，但其滲透速度遠快於過往任何媒介技術。綜合 Barna 調查所揭示的牧者與會眾認知落差，可推演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 AI 對宗教詮釋權的全面滲透，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行以下分層行動策略：
01 起因觸發：Barna與Gloo於2025年底發布雙軌調查，揭示牧者與會眾對AI詮釋聖經的認知鴻溝
02 一階傳導：美國新教教會、神學院與FaithTech新創企業重新檢視AI內容治理與倫理框架
03 二階擴散：天主教會、東正教會與全球福音派教會連鎖效應，跨宗派神學對話加速數位化
04 三階深化：AI模型供應商面臨「神學偏誤審查」壓力，宗教NLP成為新興合規賽道
05 宏觀終局：千年神學詮釋權由機構權威向「人機協作」結構位移，重塑全球宗教資本與社會信任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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