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部長贊布里（Zambry Abd Kadir）於 2026 年馬來教育大會（2026 Malay Education Convention）發表重要政策演說，宣示馬來族群與土著（Bumiputera）教育發展必須揚棄長期以來的入學錄取配額制度，轉而建立培養「知識創造者、科技擁有者與經濟領導者」的核心能力。
贊布里明確提出四項關鍵轉向：從「錄取機會」轉向「教育品質」、從「學歷文憑」轉向「實質能力」、從「受僱就業」轉向「創業精神」、從「使用科技」轉向「擁有科技」。他強調，大學的辦學成就不能再以馬來與土著學生進入大學的人數衡量，而須看他們是否掌握 STEM 知識、能否發展科技、擁有智慧財產權，並建立具全球競爭力的企業。
對於人工智慧（AI）的衝擊，贊布里提出鮮明對比：「學生若具備扎實知識基礎，會運用 AI 進一步深化思考；基礎薄弱者則可能用 AI 逃避思考。」他警告絕不能讓 AI 取代閱讀、書寫、計算與推理的學習過程，主張要培育「由 AI 賦能（empowered by AI）而非完全依賴 AI（dependent on AI）」的新世代人才。大會結論將彙整為決議文件，提呈副首相阿末扎希（Ahmad Zahid Hamidi）。
此事件本質屬於國家教育政策典範轉移與社會文化發展議題，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地緣政治衝突或商業壟斷角力，因此本文不強行套用陰謀論式的利益博弈框架，而是深入解析其歷史脈絡、社會結構性成因與深層政策意涵。
一、從 1971 年新經濟政策到配額時代的歷史遺產。馬來西亞自 1971 年推行「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以來，便以種族為基礎的配額制度保障馬來人與土著在高等教育、公職與商業執照上的優先權，這項政策已運作逾半世紀。配額制的初衷是縮小馬來族群與華裔、印度裔之間的經濟鴻溝，然而隨著時間推移，配額制也衍生出「學歷膨脹但能力不足」、過度依賴政府保護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結構性問題。
二、城鄉落差與階級分化的双線斷裂。贊布里在演說中點出三大根源問題：城鄉落差、家庭收入差距、數位科技近用不平等。這意味著馬來社會內部並非鐵板一塊，B40（最低 40% 收入群）與 M40（中低 40% 收入群）的馬來家庭，即使享有配額紅利，仍可能因基礎教育薄弱而無法真正受益。這是一場階級問題偽裝成種族議題的深層張力。
三、AI 素養與認知紀律的文明級挑戰。贊布里對 AI 的警語具有跨國普遍性。當生成式 AI 大幅降低寫作、計算與資料整理的門檻，教育的核心價值正面臨從「知識傳遞」轉向「思辨判斷」的典範轉移。馬來西亞高教部的立場顯示，開發中國家已意識到：若學生僅把 AI 當作替代思考的工具，將在未來全球知識經濟中喪失競爭力。
四、語言與文明身分認同的拉扯。贊布里主張強化馬來文作為「知識、認同與文明的語言」，同時將英語定位為「通往世界的橋樑」。這反映馬來社會在全球化與本土認同之間的持續辯論，也是東協各國在雙語或多語教育政策上的共同縮影。
對照 1990 年代南韓從「技術引進」走向「技術自主」的轉型經驗，以及新加坡早期從「配額保障」轉向「能力競爭」的高教改革歷程，馬來西亞此次政策宣示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歷史交叉點。以下提出三種未來情境：
面對馬來西亞高教典範轉移的長線趨勢，相關決策者應採取以下行動建議：
01 起因觸發：馬來西亞高教部長於 2026 年馬來教育大會宣示廢除配額導向、轉向能力驅動的教育典範。
02 一階傳導：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等公立大學課程改革啟動，B40 與 M40 學生補強計畫加速。
03 二階擴散：馬來西亞私校、技職機構、EdTech 與 AI 素養培訓平台迎來市場擴張，東協區域教育政策產生連動效應。
04 宏觀終局：馬來西亞土著人才結構若成功轉型，將重塑東協人力資本競爭格局，並對全球穆斯林經濟圈的創新能量產生長遠外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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