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會於 2026 年 9 月 9 日進行了一場長達 4.5 小時的「食物韌性」私人士朝動議辯論，由人民行動黨永續與環境政府國會委員會的 4 名女議員領銜提出，並獲得共 12 位跨黨派國會議員參與討論。面對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與極端氣候威脅，新加坡正試圖將「減少食物浪費」與「強化糧食自給」提升至國家安全層級的高度。
會中核心提案包括：由 Sembawang West 選區議員 Poh Li San 倡議設立「社區廚房」，利用即將被丟棄的蔬菜、雞蛋與米糧，為獨居長者與弱勢家庭製備營養餐點；Aljunied GRC 選區工人黨議員 Fadli Fawzi 與 Pasir Ris-Changi GRC 議員 Valerie Lee 則共同呼籲政府提供冷藏設備與共享物流系統，以解決食物救援團體面臨的儲存瓶頸；Tanjong Pagar GRC 議員 Joan Pereira 更提議應系統性地從小販中心（Hawker Centres）回收剩食，優先供應給高齡化組屋區的居民。
對此，永續與環境部高級政務部長 Goh Hanyan 回應表示，相關建言將納入《零廢棄總體藍圖》（Zero Waste Masterplan）的修訂檢討範圍，該藍圖預計於 2027 年完成。此外，新加坡食品局（SFA）正評估開放「逾最佳食用日期（Best Before）」但仍可安全食用之食品捐贈的可行性，若政策鬆綁，將可大幅減少可食用食物遭到錯殺的浪費現象，並將詳細法規於 2027 年對外公布。
本事件本質上並非傳統的政黨惡鬥或產業壟斷衝突，而是新加坡面對內外結構性壓力下，從「市場自由放任」走向「國家主導的食物安全治理」典範轉移的具體實踐過程。 探討此議題的深層背景脈絡，必須從三個結構性誘因切入：
一、極度依賴進口的生存恐懼： 新加坡超過 90% 的糧食供應依賴海外進口，國土面積狹小使得本地農業（含高科技垂直農場）佔比微乎其微。在俄烏戰爭重塑全球糧供應鏈、氣候變遷導致農產歉收、地緣衝突推升海運成本的多重夾擊下，新加坡對於「糧食斷鏈」始終抱持深切的不安全感，這也是為何食物韌性必須提升至國會層級辯論的核心成因。
二、驚人的食物浪費黑洞： 根據新加坡國家環境局過往數據，該國每年產生的食物垃圾可裝滿超過 14,000 輛雙層巴士，其中絕大多數仍為可食用狀態。這些廚餘不僅在資源利用上毫無效率，更在焚化爐中產生溫室氣體，加劇氣候變遷。當浪費率居高不下，卻仍有部分國民面臨通膨壓力與食物可負擔性問題時，這種「一邊丟棄、一邊挨餓」的荒謬結構，成為朝野議員難得的跨黨派共識基礎。
三、道德過剩與法規限制的拉鋹： 長期以來，企業對於捐贈「逾保存期限」食品心存法律疑慮，即便《好心人食物捐贈法》（Good Samaritan Food Donation Act）已提供部分保護，實務上超市與供應商仍因標示模糊而傾向「全數銷毀」。此次國會辯論揭示了「道德責任」與「法規謹慎」之間的深層矛盾——如何釐清「Best Before」（最佳風味）與「Use By」（食用安全）這兩種日期標示的差異，並透過政策鬆綁鼓勵捐贈，成為國家治理智慧的試金石。
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黨議員參與提出建言，顯示在涉及國民基本生存物資的議題上，新加坡朝野願意放下政治成見，共同推動社會安全網的建構。
新加坡此次國會辯論，可視為城市型國家面對全球糧食系統脆弱性的應變縮影。回顧 2008 年全球糧食危機時，新加坡曾啟動「30·30」食物自給率目標（2030 年達到 30% 的營養自給），此次辯論則將焦點延伸至「消費端」的反向工程。基於當前政策走向、產業能量與法規調適進度，未來 2 至 3 年的演變路徑可預測為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新加坡這場食物韌性政策風向球，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分層行動策略：
01 起因觸發：俄烏戰爭、氣候衝擊與全球糧價飆漲，使糧食進口依賴度逾90%的新加坡啟動政策辯論。
02 一階傳導：新加坡國會提出私人士朝動議，跨黨派12位議員聚焦食物浪費與社區廚房方案。
03 二階擴散：《零廢棄總體藍圖》修訂啟動，SFA 預計於 2027 年鬆綁「最佳食用日期」捐贈法規。
04 宏觀終局：新加坡可望從「糧食進口國」升級為「城市食物韌性治理典範輸出國」，重塑東南亞區域 ESG 治理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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