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1月維多利亞州選舉逼近,澳洲極右派政黨「一個國家黨」(One Nation)在民調中持續攀升,加上近期於聯邦與南澳州補選中接連告捷,迫使左翼進步陣營全面調整選戰論述。由維多利亞州工會總會(Trades Hall Council)與進步派倡議團體GetUp共同主導的策略轉向,已明確告誡數百名社運人士與工會幹部:在與One Nation支持者進行一對一對話時,絕對不要人身攻擊黨魁保琳・韓森(Pauline Hanson),也不要稱她為種族主義者。
這項重大戰略調整,源於選戰研究機構Redbridge在法瑞(Farrer)選區補選後進行的深度民調。該民調顯示,先前耗資數十萬澳幣、將韓森與副黨魁喬伊斯(Barnaby Joyce)與美國總統川普形象連結的負面廣告,對選票流向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反而讓One Nation在該選區輕鬆拿下席次。
GetUp高層在週四晚間的線上集會中向成員坦言:「個人色彩的人身攻擊或許非常誘人,但這只會向選民證實她是被體制排擠的受害者,進而引發同溫層的防禦機制。」此外,針對韓森與澳洲首富吉娜・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的密切關係,組織內部也明確表態,除非由對話者主動提及,否則不應將其作為主攻議題,避免落入「標準政黨攻擊」的窠臼。
這並非單純的選戰口號調整,而是一場關於當代民主國家如何對抗民粹主義的典範轉移。 當傳統的「人格毀滅戰術」與「道德高位譴責」在階級對立加劇的社會中失靈,澳洲進步派正面臨核心矛盾:如何處理「正義表態」與「實質說服」之間的結構性張力。
從歷史脈絡觀察,韓森的崛起與其支持者的底層經濟焦慮緊密交織。工會總會高級研究員奧斯卡・卡斯皮-克拉切特(Oscar Kaspi-Crutchett)精準點出,韓森的種族主義論述並非單純的性格缺陷,而是一套精密的政治工具:「它製造了群體之間根本不存在的差異與對立。」支持者真正的不滿,常源自於「我的孩子買不起房子」這類沉重的階級困境。當這種焦慮與全球疫情後的通膨危機交織,傳統「貼標籤」的進步派論述已顯得蒼白無力。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政治信任的徹底斷裂。卡斯皮-克拉切特坦言,「那些曾經說服選民不要投給韓森的政治人物,在其目標選民群體中已經完全失去公信力。一名站在家門口的護理師,其說服力遠勝過一整群內閣部長與媒體秘書。」工會領袖盧克・希拉卡里(Luke Hilakari)更曾嚴厲斥責維多利亞州23名工黨議員與候選人在過去兩週內與選民「零對話」,認為這正是放任極右派壯大的致命傷。
在另一層面,金權政治的幽靈始終揮之不去。雖然GetUp決定不主動攻擊韓森與礦業大亨萊因哈特的關係,但這項妥協凸顯了進步派運動的兩難:面對保守派億萬富豪的金流支援,必須在「道德批判」與「選戰實效」之間走鋼索。 此外,工黨內部對此策略亦存在分歧,部分人士認為GetUp於六月韓森發表全國新聞俱樂部演說時所懸掛的反對布條過於粗暴,反而引發黨內高層的疑慮,凸顯了傳統政黨與激進倡議團體間的戰略摩擦。
對比美國川普主義的崛起與歐洲極右派的擴張,澳洲此次的戰略轉型具有指標性意義。歷史經驗顯示,僅靠道德譴責難以阻擋結合了文化焦慮與經濟不滿的民粹浪潮。基於此,維多利亞州選舉及其外溢效應將呈現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全球極右浪潮與中間選民流失的結構性危機,進步派陣營與其支持者必須採取雙軌並進的行動方案:
01 起因觸發:法瑞選區補選挫敗與Redbridge民調數據出爐,證實人身攻擊無效。
02 一階傳導:GetUp與工會總會全面更新內部訓練教材,要求停止人格毀滅戰術。
03 二階擴散:澳洲主流政黨與政治公關產業跟進,競相採用「經濟焦慮導向」的基層話術。
04 宏觀終局:全球極右派防禦戰出現新典範,點對點對話與階級敘事取代道德高位,成為西方選戰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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