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政壇再度因「10月7日浩劫」的歷史詮釋引爆激烈衝突。極右派政黨「猶太力量黨」（Otzma Yehudit）正式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請願，要求取消阿拉伯聯合名單「巴拉德」（Balad）黨主席的國會議員參選資格，理由是該黨高層曾公開表態支持哈瑪斯於2023年10月7日針對以色列南部邊界社區發動的致命襲擊行動。
此次事件的本質，核心在於以色列國會選舉制度中對於「候選人資格審查」的高度政治化運用。 根據以色列《基本法：國會》規定，選舉委員會有權以「否認以色列作為猶太與民主國家存在」或「煽動種族主義」等理由，取消特定候選人的參選資格。猶太力量黨援引此條款，試圖將巴拉德主席過去在社群媒體及公開場合的發言作為「實質支持恐怖行動」的證據。
巴拉德作為以色列國會中少數代表巴勒斯坦裔公民的政黨之一，長期主張以「一人一票」為基礎的單一民主國家方案，與以色列主流猶太復國主義敘事存在根本衝突。隨著加薩戰事進入長期消耗階段，以色列社會內部對「誰是敵人、誰是公民」的定義之爭，已從國防外交層面進一步滲透至選舉法制與公民參政權的底線。
此事件並非單一偶發的政治口水戰，而是以色列建國以來「猶太民主」雙重認同矛盾在後10月7日時代的全面激化。其結構性衝突可從三個層面加以解析：
第一、歷史脈絡層面：阿拉伯政黨參政權的長期邊緣化。 巴拉德的前身可追溯至1970年代的「進步名單」，在以色列國會120席中，阿拉伯政黨聯盟長期僅獲得約10至15席的席次，且多次遭遇選舉門檻調整、聯合政府刻意排除等結構性打壓。1992年曾有政黨因「否認猶太國家性質」遭取消資格的先例，使此一爭議具有高度制度慣性。
第二、政治操作層面：極右派對選舉委員會的策略性動員。 猶太力量黨身為班尼·甘茨（Bezalel Smotrich）所領導的極右聯盟核心，過去在司法改革爭議中已多次利用制度工具邊緣化政治對手。此次鎖定巴拉德主席，不僅是選戰策略，更是向中間選民傳遞「安全牌」的訊號。從利益角力觀察，這場行動的最大受益者無疑是執政聯盟的極右翼派系——若成功取消資格，不僅能削弱阿拉伯選民的投票動員，更能在國防敘事上佔據道德高地。
第三、深層認同層面：「誰有資格定義國族敘事」的根本之爭。 巴拉德作為主張雙國方案甚至單一民主國家的左翼巴勒斯坦政黨，其支持者視此次取消資格行動為「政治肅清」；而猶太力量黨則將其定性為「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縱容」。這場衝突的核心矛盾，在於以色列社會已無法在「國家安全」與「公民平等參政權」之間維持脆弱平衡，制度工具正被雙方武器化為政治戰場。
回顧以色列政治史，2003年阿拉伯議員被禁選、2018年《猶太民族國家法》通過、2023年司法改革爭議等事件，皆曾引發社會撕裂，但最終透過政治妥協或國際壓力尋求緩解。此次事件發生於加薩戰爭尚未結束、戰後治理方案懸而未決的敏感時刻，其後續演變可預期呈現三種情境：
從結構面觀察，無論哪種情境成真，以色列社會已進入一個「制度工具全面武器化」的新常態，這將是未來五年觀察該國政治的核心命題。
01 起因觸發：巴拉德主席過去公開發言遭極右派鎖定為「支持10月7日行動」證據
02 一階傳導：猶太力量黨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取消資格請願
03 二階擴散：阿拉伯社群與人權組織抗議，國際輿論與ICC可能介入
04 宏觀終局：以色列「猶太民主」認同矛盾全面制度化，影響戰後治理與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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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ED 地緣衝突與安全熱區監測
CRITICAL (極高衝突)監測熱區：中東與紅海走廊 (Middle East & Red Sea Corridor)（葉門 · 以色列 · 黎巴嫩 · 荷姆茲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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