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0日，印度全國人民運動聯盟（NAPM）、氣候與生態正義聯盟（NACEJ）及全印度河流論壇（AIRF）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聲援亞魯納查爾邦（Arunachal Pradesh）Siang河谷原住民Adi族反對「上Siang多功能計畫」（Siang Upper Multipurpose Project, SUMP）的抗爭行動。SUMP裝置容量高達12,500 MW，預計興建完成後將成為印度規模最大的水力發電設施之一，但對當地原住民的祖傳土地、森林、河流生態及文化景觀將造成毀滅性衝擊。
引發全國輿論沸騰的導火線，是印度中央調查局（CBI）依據《外國捐款管制法》（Foreign Contribution Regulation Act, FCRA）對原住民青年領袖Bhanu Tatak及環境律師Ebo Mili註冊案件。三大聯盟嚴詞指控政府將FCRA武器化，作為壓制和平抗爭的手段，並質疑此舉與SUMP前置可行性調查活動升溫的時機高度吻合。
此外，2025年起，印度中央武裝警察部隊（Central Armed Police Forces）進駐Beging、Geku、Yingkiong、Boleng等多個村莊，執行SUMP相關前期評估工作，引發村民全面反抗。Adi族Bane Kebang長老會議明確要求撤回武裝部隊並全面撤銷SUMP計畫，凸顯此案已超越單純的能源開發爭議，演變為憲政層級的民主治理危機。
此事件本質上是一場「國家基礎建設霸權」與「原住民土地主權及生態存續權」之間的結構性對抗，而非傳統意義的單純產經角力。理解此衝突，必須回溯印度獨立後的發展典範演進。
首先，從歷史脈絡觀察，印度東北各邦自1947年建國以來長期處於「內部邊陲」狀態，中央政府以國家安全與戰略考量為由，持續推動大型水壩工程作為「融入主流經濟」的手段。Siang河流域（即雅魯藏布江下游）作為印度對中國的地緣戰略緩衝帶，其水資源開發被賦予超越純粹經濟價值的國防意涵。SUMP的推動並非單純的能源專案，而是承載著中央政府對邊陲領土控制權的深層戰略佈局。
其次，從法治演進角度檢視，FCRA的立法初衷在於防堵外國勢力干預印度內政。然而2014年德里高等法院在EAS Sarma與民主改革協會（ADR）一案中，裁定印度人民黨（BJP）與國大黨（INC）皆收受Vedanta集團及其英國註冊子公司的外國捐款。面對此裁決，印度政府於2016年《財政法案》追溯修正FCRA，並於2018年再度修法將追溯期延長至1976年，形同直接為政黨自身的違法收捐款行為合法化，卻反過來以此法武器化對付環境運動者。此雙重標準已使FCRA徹底喪失立法正當性，成為政治打壓工具。
最後，從產業經濟結構觀察，跨國礦業與能源集團透過大型水壩工程取得原住民土地的開發特許權，並以「綠色能源」、「乾淨能源」論述包裝高生態衝擊的實質開發行為。Siang河谷Adi族世代依賴的傳統農牧系統（agro-ecological systems）一旦遭淹沒，將造成不可逆的文化與生物多樣性損失。政府先派遣武裝警察進駐創造「既成事實」，再以FCRA起訴削弱反抗領袖，最終以「國家發展」敘事將原住民正當抵抗定性為「安全威脅」——這是一套高度系統性的鎮壓鏈（repression chain）。
值得關注的是，鄰近的Dibang多功能水壩計畫（Dibang Multipurpose Project）已成為前車之鑒，當地原住民同樣面臨類似的森林破壞、生計瓦解與強制迫遷危機。SUMP若強行推進，恐將複製甚至擴大此悲劇模式。
對照2011年Narmada流域Sardar Sarovar水壩、2021年Joshimath沉陷危機等重大抗爭事件，SUMP爭議將沿著「中央意志vs.地方抵抗」的歷史軸線持續演進。基於此，以下為三種未來情境推演：
面對印度東北複雜的能源開發與原住民權益拉鋸，相關利害關係人應採取以下行動策略：
01 起因觸發：印度中央政府加速SUMP前置可行性調查與武裝部隊進駐Adi族村莊，引發在地抗爭
02 一階傳導：CBI以FCRA起訴原住民青年領袖Bhanu Tatak，全國環保聯盟發動串連聲援
03 二階擴散：FCRA武器化爭議觸及國際人權組織與投資人，引發印度ESG評級下修與跨境融資緊縮
04 宏觀終局：印度「綠色發展」治理典範遭質疑，可能重塑南亞地緣水政治格局，並成為全球原住民FPIC立法的關鍵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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