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合作社部長費里.朱利安托諾(Ferry Juliantono)於週五親赴南蘇拉威西省(South Sulawesi)辛扎伊縣(Sinjai)的通克-通克(Tongke-Tongke)漁村視察,正式宣布將「紅白村莊合作社」(Koperasi Desa Merah Putih)與「紅白漁村」(Kampung Nelayan Merah Putih)兩大計畫進行制度性整合。這項整合的核心目標,是避免漁業基礎建設的重複投資,並透過合作社的企業化經營,提升小型漁戶的融資可及性與產品附加價值。
根據規劃,現有漁村內的碼頭、道路、冷凍庫、製冰廠、維修工坊、物流門市與加油設施等基礎建設,將全數納入合作社的營運範疇,成為其下轄的「漁業業務單元」之一。漁民可透過加入合作社會員或擔任管理幹部,獲得融資與營運資金支持;漁獲亦可直接由合作社收購,透過其行銷網路或加工為衍生產品來提高漁民實質收入,目標是將漁業提升為區域經濟成長引擎。海洋事務與漁業部長薩克提.瓦希尤.特倫加諾(Sakti Wahyu Trenggono)亦指出,專業化與制度化的合作社管理,將有效解決漁民在營運層面的長期痛點。
表面上這是一項單純的漁業扶貧政策,但若從印尼總統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的宏觀施政藍圖切入,可清楚看出這是一場高度政治算計與國家戰略交織的制度試驗。普拉伯沃政府於 2024 年底啟動「紅白村莊合作社」計畫,目標在 2025 年 10 月軟啟動、2027 年全面上路,預計將在全國數萬個村莊同步布建,作為物流配送、補貼物資發放與社會服務的核心節點。
這套模式的歷史脈絡,可追溯至蘇哈托時代以降印尼長期推行的「合作社(Koperasi)」傳統——但歷來因管理腐敗、資金錯置而成效不彰。普拉伯沃試圖透過「漁村」這種具備明確產業屬性與實體基礎建設的場域,作為合作社制度的「壓力測試場」與「展示櫥窗」。其背後的戰略考量至少有三層:
最大的受益者將是普拉伯沃政府與基層漁民——前者獲得施政亮點與基層控制力,後者則有望突破長期被中間商剝削的結構性困境;相對地,傳統漁獲批發商、外資加工出口商與部分地方官僚,則可能因通路重組與監管透明化而首當其衝。
將此政策置於印尼過往大型扶貧與區域發展計畫的歷史脈絡中比較——例如蘇哈托時代的「綠色革命」與「合作社復興運動」、尤多約諾時代的「PNPM Mandiri 鄉村賦權計畫」,以及佐科威時代的「海港復興」方案——可發現印尼政府屢屢嘗試透過整合性政策工具解決城鄉與沿海貧窮問題,但過去的失敗多源自地方治理失能與財政紀律崩壞。
普拉伯沃的「紅白雙軌制」雖具備更強的中央集權推動力與政治意志,但仍面臨貪腐文化根深柢固、基層公務員專業能力不足、漁民合作社經營經驗貧乏等結構性障礙。未來三至五年,最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境:
面對印尼這項規模龐大的漁業制度實驗,企業與投資人應採取分層、因地制宜的戰略佈局:
01 起因觸發:普拉伯沃政府推動「紅白村莊合作社」與「紅白漁村」雙軌政策,試圖整合基層經濟
02 一階傳導:南蘇拉威西通克-通克漁村成為首波示範點,冷鏈、製冰與維修等基礎建設需求集中爆發
03 二階擴散:印尼傳統漁獲批發商、加工出口業者與地方中介面臨通路重組與議價權削弱
04 三階外溢:南海周邊國家(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漁業政策被迫加速調整,區域漁業競爭升溫
05 宏觀終局:若成功,印尼將重塑全球加工水產供應鏈地位,並以「民生國防」強化海洋經濟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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