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川普政府近期動用一項極為罕見的行政權力機制,正式啟動聯邦預算「撤回程序」(Rescission),意圖將國會先前已通過並授權的將近 10 億美元(約合新台幣 320 億元)聯邦支出款項全數追回。這筆預算橫跨多個政府機構與專案,原先已在兩黨協商下完成立法撥款程序,如今卻面臨行政部門單方面「回收」的命運。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統計,本次回收的資金規模逼近 10 億美元大關,雖然相較於總額逾 6 兆美元的聯邦預算而言占比極低,但此一行動的「政治象徵意義」遠大於其實質財政影響。這是川普重返白宮後首次大規模動用撤回權,也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行政部門少數幾次強勢挑戰國會撥款權的關鍵案例。
白宮管理及預算局(OMB)已正式將撤回請求函送交國會山莊,依據《1974年國會預算及截留控制法》(Impoundment Control Act of 1974)規定,國會參眾兩院必須在 45 個立法日內完成審查,期間國會可以透過多數決否決該撤回案,但若行政部門成功在期限內施壓,這筆款項將正式從帳面上抹除。
此事件絕非單純的財政紀律整頓,而是美國憲政體制下「行政權與立法權」長達數十年博弈的最新一次正面交鋒。其背後的核心矛盾,在於美國憲法將「撥款權」明確授予國會,卻未明確禁止總統「延遲」或「撤銷」已授權支出,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截留權」(Impoundment)灰色地帶。
1974年時任總統尼克森因大量濫用截留預算權,遭到國會以壓倒性跨黨派共識通過《截留控制法》加以反制,自此之後,歷任總統多半僅在極小幅度、且與國會充分溝通的前提下動用該權力,以避免引發憲政衝突。川普此次大動作啟動百億級別的撤回程序,無疑是在測試這條紅線的法律韌性與政治容忍度。
從利益角力的深層結構觀察,至少存在三組對立軸線:第一,「行政效率派」與「國會主權派」之爭——白宮主張官僚體系浪費嚴重,行政首長有責任替納稅人看緊荷包;民主黨議員與部分共和黨資深議員則反彈,認為此舉是對立法權的「系統性破壞」。
第二,「財政鷹派」與「傳統建制派」之爭——共和黨內部的強硬保守派(如 Freedom Caucus 系議員)對此大為讚賞,認為是終結「華府浪費文化」的必要之舉;然而部分溫和派共和黨議員與國會領袖,則憂心此舉將破壞跨黨派協商傳統,導致未來重大立法更加困難。
第三,「總統擴權」與「司法制衡」之爭——倘若國會無法在期限內有效反制,勢必有國會議員或利益受損團體提起司法訴訟,挑戰該撤回命令的憲法正當性,最終可能將這場行政與立法的爭端推向最高法院定奪。這場衝突的本質,是行政權試圖從立法權手中奪回部分預算主導權的「典範轉移」之戰。
回顧歷史,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的預算對決曾多次上演。1980年代雷根政府時期也曾因截留國會撥款與眾議院議長歐尼爾(Tip O'Neill)爆發激烈衝突,最終透過政治妥協收場;1995年柯林頓政府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因預算封閉而導致聯邦政府部分關門,釀成實質經濟損失。當前的法律戰略格局與上述歷史場景既有相似之處,也因當前極度兩極化的政治生態而更具爆炸性。
01 起因觸發:川普政府援引《1974年截留控制法》啟動撤回事權,挑戰國會撥款權威
02 一階傳導:OMB 預算凍結命令送交國會,45天倒數計時開始,相關政府機構與承包商進入不確定期
03 二階擴散:國防、IT顧問與社區發展類政府承包商面臨合約重新議價潮,國債殖利率因赤字預期波動
04 宏觀終局:行政與立法衝突若無法妥協,將推升聯邦政府關門風險,進而衝擊消費者信心與聯準會貨幣政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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