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於2026年9月26日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UNGA）總辯論，發表長達20分鐘的國別聲明，正式提出研議制定《聯合國AI安全保障框架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AI Safeguards）的構想，呼籲建立國際規則與機構來規範前沿AI模型的發展與部署。
這項提議呼應了芬蘭與挪威在UNGA期間發起的另一項倡議——超過20個國家及歐盟已簽署呼籲對前沿AI實施具約束力的國際政府監管，而非企業自律。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亦在聯合國場域提出建立共同AI國際法律框架的對應主張，顯示中等主權國家在AI治理議題上正迅速集結共識。
維文強調，AI風險來自三大層面：自主系統失控、惡意行為者用於製造生化武器，以及社會經濟層面的全面衝擊。他援引國際電信聯盟（ITU）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運作典範，主張應建立一個專門的國際AI機構，執行制定共同技術標準的職能。
值得注意的是，維文坦言「精靈已從瓶中釋出，要求暫停為時已晚」，但仍強調須在部署前進行嚴格測試與評估，並設立自主系統的明確限制與介入機制，最終必須確保人類保有最高決定權，包括核武按鈕在內的關鍵決策絕不可交由AI執行。
這場聯合國演說的本質，並非單純的AI技術治理辯論，而是夾雜美中科技霸權爭奪、小國生存焦慮、以及傳統多邊體系失靈三重結構性矛盾的縮影，因此適合以利益角力的視角深入剖析。
首先，美中AI競爭已進入「不可逆的軍備競賽模式」。維文在與前澳洲總統陸克文（Kevin Rudd）的對談中，精準剖析了中國推動AI的深層歷史動機——「錯失20世紀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百年屈辱與不平等條約記憶，使北京認定絕不能再錯失第二次產業典範轉移」。這並非單純的經濟競爭，而是中國對「戰略機會窗口」的極致追求。中國憑藉國家補貼、龐大人才庫，以及機器人、電動車、再生能源等領域已建立的科技製造基底，正試圖以「舉國體制＋內部血腥競爭」壓低成本並快速擴張。
其次，美國雖然擁有將技術迅速商品化、轉化為獲利機器的生態系優勢，但面對中國的系統性追趕，華府傾向以出口管制、晶片禁令等「硬實力」手段遏制，而非訴諸國際合作。維文犀利指出，當前國際關係正由「實力、槓桿與脅迫」主導，這對新加坡等小國構成「明顯且立即的危險」，但他同時警告——即使是強權也終將付出代價，因硬實力本身無法保障供應鏈安全、防範疫情或穩定暖化中的地球。
第三，現有聯合國機制在AI議題上幾近癱瘓，UN安理會改革停滯、秘書長遴選爭議不斷，加以伊朗戰爭爆發後荷莫茲海峽的油氣與化肥運輸受阻，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航行自由原則遭遇嚴峻壓力測試。新加坡作為全球近四分之一海運貿易的咽喉（新加坡海峽最窄處不到2海里），對此反應最為敏感。
在這場博弈中，最大受益者將是能夠「搭橋」而非「選邊」的國家——新加坡、芬蘭、挪威、土耳其等中等主權國家，正試圖透過AI框架公約的倡議，把自己從「美中對抗的夾心餅乾」轉型為「全球規範制定的關鍵節點」。
戰略貿易流向與供應鏈依賴度
HS 8507資料來源：UN Comtrade 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 · 全球市場規模 $1,300 億美元 / 年 (複合成長率 >24%)
對比歷史，《巴黎氣候協定》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演化至2015年具約束力的執行細則，耗時逾20年。AI框架公約的推進速度將取決於「典範性安全事件」是否觸發——例如AI輔助生化武器攻擊、或自主系統導致的大規模基礎設施癱瘓。若無重大催化劑，進程恐將以「小步快走、各自表述」方式推進長達10年以上。
面對AI治理框架成形與美中科技脫鉤的雙重變局，建議採取以下具體行動：
01 起因觸發：星國外長維文於UNGA提出《AI安全框架公約》構想，芬蘭挪威發起20+國政府監管宣言
02 一階傳導：AI前沿模型開發商面臨從企業自律轉向國際政府監管的合規典範轉移
03 二階擴散：美中兩國被迫表態是否加入多邊框架，引發晶片出口管制與算力主權爭奪升級
04 三階震盪：全球供應鏈因AI治理標準分裂，形成「美式生態系」與「中式生態系」雙軌制
05 地緣連動：荷莫茲海峽危機凸顯UNCLOS航行自由壓力，新加坡推動UN改革聲浪升高
06 宏觀終局：中小主權國家主導制定AI規範典範，重塑全球科技治理的多極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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