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以色列衝突」並非單一戰役，而是橫跨逾一世紀、涵蓋五次中東戰爭、兩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以及無數次軍事行動的結構性對抗。其根源可追溯至 1917 年《貝爾福宣言》與隨後的英國託管政策，猶太復國主義運動（Zionism）與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的土地分配上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1948 年以色列宣布建國，旋即引發第一次阿以戰爭，超過 70 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史稱「浩劫日」（Nakba），從此奠定後續數十年衝突的歷史傷痕。
冷戰結束後，阿以衝突進入新階段。1993 年《奧斯陸協議》一度開啟和平進程，但 2000 年第二次大起義的爆發與後續哈瑪斯、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等武裝團體的崛起，讓以巴問題長期陷入低強度衝突與週期性高強度衝突交替的惡性循環。以色列近期軍事行動進一步擴大至加薩走廊、黎巴嫩邊境、敘利亞南部乃至葉門與伊朗代理人戰場，衝突外溢效應已使整個中東地緣版圖進入高風險重組期。
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本質上是多重矛盾交織的歷史結構性對抗，並非單純的領土爭端，而是涉及宗教聖地歸屬、民族認同、大國地緣博弈與區域代理人角力的深層裂痕。
第一、歷史與宗教的不可妥協性。耶路撒冷舊城同時被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視為聖地，聖殿山（Temple Mount）對猶太人而言是第一聖殿與第二聖殿的遺址，對穆斯林而言則是「尊貴禁地」（Haram al-Sharif），先知登宵的所在地。這種聖地歸屬的零和博弈，使得任何讓步在國內政治上皆形同政治自殺，以色列右翼與巴勒斯坦激進派皆無法承受象徵性的退讓。
第二、大國地緣戰略的代理化。冷戰時期以阿衝突被美蘇兩大陣營工具化；後冷戰時期，美國長期對以色列提供軍援、每年超過 30 億美元的安全援助，使其成為中東唯一民主盟友與軍事錨點。美國的戰略紅線與以色列的安全紅線高度重疊，導致聯合國安理會多次因美國動用否決權而無法通過實質制裁決議。
第三、區域代理人戰爭的擴散。伊朗透過「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網路——包括真主黨（Hezbollah）、哈瑪斯、葉門胡塞武裝（Houthis）及伊拉克什葉民兵——對以色列形成包圍態勢。每一次以巴衝突升級，背後都是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土耳其等遜尼派區域強權之間的權力平衡位移。近期更因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航運安全、紅海航線遭胡塞武裝襲擊而牽動全球能源命脈。
第四、巴勒斯坦治理的內部裂痕。2007 年哈瑪斯奪取加薩後，法塔赫（Fatah）控制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與哈瑪斯長期分治，造成巴勒斯坦陣營內部嚴重削弱，削弱了對以色列的談判籌碼，也使和平進程陷入更深泥淖。
比對歷史脈絡，1973 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曾引發 OPEC 石油禁運，導致全球油價飆漲 4 倍、觸發西方國家二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1990 年波灣戰爭同樣引發油價暴漲與供應鏈斷裂。這些歷史前例顯示，以阿衝突的擴散效應從來不是區域問題，而是全球系統性風險。展望未來，可區分為以下三種情境：
01 起因觸發：歷史領土爭議、宗教聖地歸屬與民族認同的根本矛盾
02 一階傳導：以色列與哈瑪斯/真主黨的直接軍事對抗
03 二階擴散：伊朗「抵抗軸心」代理人網路的區域連鎖反應
04 三階衝擊：紅海航運中斷、全球油價與糧食價格劇烈波動
05 四階外溢：美俄中等大國被迫表態，安理會與國際秩序面臨壓力測試
06 宏觀終局：中東地緣版圖重組，全球能源供應鏈與通膨結構進入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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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ED 地緣衝突與安全熱區監測
CRITICAL (極高衝突)監測熱區：中東與紅海走廊 (Middle East & Red Sea Corridor)（葉門 · 以色列 · 黎巴嫩 · 荷姆茲海峽）
📡 區域安全態勢評估： 紅海曼德海峽商船遇襲風險持續高企，多國海軍聯合護航行動持續進行，牽動蘇伊士運河全球航運保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