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烏地否認派員出席以色列阿聯會議 波斯灣外交裂痕再加深

此事件本質為中東地緣政治深層博弈的縮影，背後交織著三大結構性矛盾與四方勢力的精密算計。

第一、巴勒斯坦議題的道德紅線與國內壓力。沙烏地王儲薩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雖曾於2023年在美國斡旋下暗示對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持開放態度，但隨著加薩戰事爆發，超過三萬五千名平民傷亡的影像透過社群媒體擴散，沙烏地國內民意對「背棄巴勒斯坦」的反彈已逼近臨界點。任何被解讀為「暗中擁抱以色列」的舉動，都可能動搖王儲在國內改革進程中的正當性，並讓其伊斯蘭教兩大聖地守護者（Guardian of the Two Holy Mosques）的宗教敘事破功。

第二、美沙特殊同盟的結構性壓力與伊朗抗衡的戰略需求。華府長期期望沙烏地成為下一個與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大國，藉此完成對伊朗的「區域民主同盟」戰略包圍。然而，沙烏地在葉門的代理人戰爭、敘利亞的影響力競逐以及與卡達的歷史宿怨中，與伊朗的對抗並未因哈瑪斯-以色列衝突而消失，反而因葉門胡塞武裝（Houthis）在紅海的攻擊而更加激化。沙烏地面臨的抉擇是：接受美國的正常化要求以換取F-35戰機與核能合作（民用核能協議談判中），還是維持巴勒斯坦立場以確保伊斯蘭世界領導地位。

第三、阿聯酋與沙烏地之間的微妙權力競爭。阿聯酋早在2020年率先與以色列簽署亞伯拉罕協議並設立大使館，近年更積極推動經濟與科技合作，但加薩戰事爆發後，阿聯酋的低調立場使其成為沙烏地可能的「代理人正常化通道」。沙烏地此時否認參與，實質上是向阿布達比劃出一條紅線：不接受任何繞過利雅德、由海灣小國主導的區域安全架構。

第四、伊朗-沙烏地北京協議後的權力平衡。2023年3月在中國斡旋下恢復外交關係的沙伊復交，意味著沙烏地不再需要「反伊朗」作為與美國結盟的唯一戰略籌碼。沙烏地如今擁有更多元的外部選項，使其對美國施壓的議價能力提升，也降低其向以色列讓步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