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最高法院於九月三十日全票駁回三件針對參議院彈劾法庭「調整定罪票數門檻」釋憲挑戰的聲請案，理由是聲請人缺乏「當事人適格」（locus standi），且聲請時點過早（premature）。
本案起因於副總統薩拉．杜特蒂（Sara Duterte）的彈劾審判。參議院彈劾法庭於九月二十三日以十三票贊成、一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修改定罪門檻的計算方式——只將「法律上及事實上有能力參與表決」的參議員計入分母。目前參議院現有二十位現任參議員，依此新規，三分之二定罪門檻僅需十四票，七票即可判決無罪。
聲請人包括前總統馬可仕辦公室執行秘書羅德里格斯（Victor D. Rodriguez）、曾被除籍的律師考辛（Berteni Cataluña Causing），以及律師弗朗西斯科（Ernesto B. Francisco, Jr.）。其中弗朗西斯科正是二〇一一年「Francisco vs. 眾議院」里程碑釋憲案的主辯律師。
參議院彈劾法庭發言人東戈爾（Reginald Tongol）隨即表示，最高法院的駁回裁決「為參議院作為彈劾法庭的獨立性，劃下了決定性的防火牆」，審判程序將「不受干擾地持續推進」。
本案的本質並非地緣衝突或商業利益角力，而是一場關於憲政條文詮釋權的制度性對撞。其深層結構性矛盾，需從菲律賓一九八七年憲法的起草脈絡談起。
《一九八七年憲法》第十一條第三項第六款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在未經參議院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同意下被定罪。」問題在於，「全體參議員」（all Members of the Senate）究竟是指制度上編制的二十四席，還是扣除因逃亡、被羈押、病故而無法出席的「功能性席次」？這一字之差，直接決定了定罪是難如登天，還是有機會過關。
現任參議院議長埃斯庫德羅（Chiz Escudero）早在七月六日即裁定，定罪票數應固定為十六票（即編制二十四席的三分之二），此立場被視為有利於副總統杜特蒂。然而九月二十三日，十三位參議員聯手推翻七月決議，改採「功能性席次」演算法，門檻瞬間降至十四票。這一翻轉，普遍被解讀為執政聯盟在中期民調壓力下，重新集結的關鍵訊號。
最高法院本次全票駁回的依據，並非實質認定門檻調整合憲，而是「技術性理由」——當事人未受直接損害、且審判尚未終結即聲請救濟過早。此一程序性駁回（而非實體裁判）的策略性極高：一方面避免最高法院捲入與參議院平行的政治戰場，另一方面也為未來可能的「定罪後上訴」保留完整釋憲空間。
菲律賓學界普遍認為，此次門檻調整將成為日後所有彈劾案的判例先驅，其影響力遠超杜特蒂個案。一旦「功能性席次」原則被實踐確認，未來總統、首席大法官乃至監察使的彈劾程序，都將適用相同算式。
比對菲律賓二〇〇一年總統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彈劾案、二〇一二年首席大法官柯羅納（Renato Corona）彈劾案，以及二〇一六年前總統雅羅育（Gloria Arroyo）相關程序，可歸納出以下三種可能情境：
無論何種情境，「功能性席次」原則已在本案被實質採用，這對菲國民主制衡機制將留下深遠印記。
01 起因觸發：參議院九月廿三日通過「功能性席次」演算法，十三比一推翻七月門檻決議
02 一階傳導：羅德里格斯、考辛、弗朗西斯科三位聲請人提請最高法院釋憲
03 二階擴散：最高法院以技術性理由全票駁回，確立程序性退場先例
04 宏觀終局：「功能性席次」原則實質入主菲國彈劾實務，影響二〇二八年大選政黨重組與東協區域政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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