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教授 Elizabeth Letourneau 於本週赴底特律出席第 45 屆「性侵害治療與預防協會」（ATSA）年會，倡議將兒少性侵（CSA）視為「可預防、並非不可避免」的公衛議題，而非僅仰賴司法事後究責。
Letourneau 指出，社會長期將加害者妖魔化為「怪物」，反而成為預防工作的最大結構性障礙，因為大眾普遍認為「無法預測就無法預防」，導致事前介入資源長期被低估。事實上，多數兒少性侵加害者並非隨機陌生人，而是家庭成員、教練、教師或鄰居等「生活圈中的熟人」。
數據顯示，全美每 5 名兒少中即有 1 人遭受性侵害，但聯邦政府每年僅編列 300 萬美元（約新台幣 9,600 萬元）投入預防研究。Letourneau 於 8 月 18 日與記者 Luke Malone 共同出版新書《One in Five》，呼籲推動「規模化預防」。同時，她 2020 年推出的免費線上預防平台「Help Wanted」已累積近 200 萬次瀏覽，數萬人完成五大預防模組。
會議期間，另一個關鍵變數是密西根州正因最高法院裁定，超過 2 萬人（含體操隊醫 Nassar）被移出性侵犯登記冊，引發究責與預防資源配置的辯論。
本事件本質為公共衛生與社會結構議題，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商利益博弈，但其背後仍潛藏深層的價值取捨、制度路徑依賴與資源分配矛盾。以下從三個面向剖析其結構性衝突與歷史脈絡：
一、「怪物迷思」vs「可預防性」的文化典範衝突
社會長期將兒少性侵加害者塑形為隨機、不可辨識的「怪物」，這套敘事深植於媒體報導與司法懲戒體系，卻也衍生「不可預測所以不可預防」的邏輯陷阱。Letourneau 主張，若能打破此迷思、承認加害者多為「生活圈內的熟人」，就能轉向早期辨識與介入。這是一場從「刑事究責典範」向「公衛預防典範」的典範轉移，挑戰美國數十年來的被害者敘事。
二、預防研究 vs 究責體系的預算結構性失衡
聯邦每年僅編列 300 萬美元用於兒少性侵預防研究，相較於一億中五人就一人的受害者比例，資源配置嚴重傾斜至事後偵查與監獄收容。這暴露出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路徑依賴」——預算與政策重心早已固化於「逮捕、起訴、登記」，而非上游的家庭與社區介入。
三、AI 與平台責任的科技治理衝突
AI 模型曾被證實納入已知的兒少性侵素材（CSAM），加上青少年使用「Nudify」（去衣物生成）應用程式氾濫，凸顯科技平台的預防角色嚴重不足。Letourneau 呼籲所有平台（不限 Google、Meta）應在搜尋與瀏覽端導入警告與求助訊息，這與目前平台以「言論自由、技術中立」為由的消極態度形成拉鋸。
四、究責強度 vs 復元正義的辯解張力
密西根州超過 2 萬人因最高法院裁定被移出性侵犯登記冊，凸顯「究責終身化」與「復元式正義」間的矛盾。Letourneau 仍主張對 Nassar、Sandusky 等持續具危險性者永久監禁，但對可被幫助者應給予復元與社區復歸機會，兩種價值觀的拉扯正重塑美國的性侵治理光譜。
對照 1990 年代美國《梅根法案》（Megan's Law）強制公開性侵犯登記的「究責至上」時代，再到如今 Letourneau 等學者倡議的「公衛預防典範」，兒少性侵治理正面臨三十年來最重大的典範轉移節點。以下預測未來三種發展情境：
面對這場兒少保護的典範轉移，產官學界應即時調整資源配置與戰略定位：
01 起因觸發：ATSA 年會召開與《One in Five》新書出版，引發學界與公衛界重新定義兒少性侵為「可預防公衛議題」
02 一階傳導：美國聯邦與州政府面臨預防預算重分配的壓力，學校性教育與數位安全科技產業迎來新需求
03 二階擴散：Google 與 Meta 之外的中小型科技平台、加密通訊與 AI 訓練資料庫面臨 CSAM 監管壓力，平台治理標準被迫統一
04 三階深化：密西根州 2 萬人移出性侵犯登記冊的爭議，凸顯「究責終身化」與「復元式正義」間的拉扯，可能重塑美國性侵治理的光譜與立法方向
05 宏觀終局：若「公衛預防典範」成形，將與歐盟 DSA、APAC 兒少網安規範接軌，推動全球兒少保護治理從「事後究責」全面轉向「上游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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