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地方法院法官鄭宇熹（Cheng Yuxi）於 2025 年 10 月 1 日發布書面裁定，正式批准將新加坡籍被告葛志（Ge Zhi）引渡至美國，接受聯邦檢方六項證券詐欺與洗錢罪名的審判。此一裁定結束歷時逾兩年的冗長法律程序，葛志自 2024 年 7 月遭新加坡警方逮捕後始終羈押在押，期間多次利用精神疾病診斷與律師臨時撤換等戰術拖延訴訟。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特勤幹員的宣誓書內容，葛志於 2016 年 11 月在巴黎與首謀 Eamma Safi 及化名 CC-1 的共犯會面後，正式加入跨國內線交易網路。該組織透過一次性「拋棄式」手機、自動銷毀訊息的加密通訊軟體 Signal，以及精心設計的程式碼——例如以「襪子與鞋子」代稱拋棄式手機與 SIM 卡、「青菜（greens）」代表金流、「賽跑（races）」指稱尚未公開的企業重大消息——規避執法機關的監控。
其犯罪標的橫跨多家重量級上市公司，包括 Alexion Pharmaceuticals、Cytokinetics、Gemalto、Ingenico Group、Kindred Healthcare、Medidata Solutions、Pinnacle Foods、Principia Biopharma、Tiffany & Co.，以及華爾格林博姿聯盟（Walgreens Boots Alliance）。葛志招募投資銀行家與企業內部人士取得未公開的併購與財報資訊，並從中抽取高達 50% 的交易利潤作為回扣。其中一筆 30 萬美元的不法所得，係透過香港某帳戶以「古董錶商僅收現金」為幌子完成轉移，並佐以一只從香港寄出的空包裹作為交易掩護。
此案表面上是單一引渡程序的法律事件，實則映照出全球金融監管最深的結構性矛盾——資訊不對稱的變現如何穿透國界，以及執法管轄權在加密通訊時代的極限拉鋸。本案不涉及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利益角力，而是金融犯罪偵查史與跨境司法合作的演進縮影。
首先，回顧證券詐欺偵查的歷史脈絡，自 1980 年代 Ivan Boesky 與 Michael Milken 時代以來，內線交易的犯罪結構已從「單打獨鬥」演化為「跨國供應鏈化」。葛志案正是這一新興典範的教科書案例——犯罪網路透過 Skype、Signal、Telegram 等端對端加密通訊管道，將資訊源（投資銀行家）、中介（招募者）、交易員與洗錢節點分散於不同司法管轄區，使任何單一國家的執法機構都難以窺見全貌。
其次，美新雙邊引渡機制的啟動本身就是制度演進的重要里程碑。新加坡雖在 2010 年代逐步強化其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監管信譽，但面對涉及美國證券市場的跨境金融犯罪，仍須仰賴其成熟的英美普通法系傳統與嚴格的《引渡法》（Extradition Act）程序框架，方能完成「嫌犯在亞洲、犯罪現場在華爾街」的特殊管轄對接。這種合作模式既彰顯新加坡金融監管的可信度，也暴露亞洲金融中心在面對跨國證券犯罪時的法律工具侷限。
最後，案件中葛志三度以精神疾病為由拖延審判，最終遭新加坡心理健康研究院（IMH）於 2025 年 10 月的醫學報告明確駁斥，認定其「明心智健全」、「行為僅反映對程序的不合作態度」。此一醫學鑑定結論，不僅戳破「裝病逃法」戰術，也凸顯當代金融審判面對高智商被告時，程序正義與訴訟效率之間的深層張力。綜觀全局，本案最核心的受益者，實為美國司法部的證券詐欺執法威信，以及新美雙邊在面對加密世代金融犯罪時被強化的合作默契；而最深層的受損方，則是被「拋棄式手機與程式碼語言」層層武裝後，仍讓 FBI 與跨國執法聯網突破防線的全球地下內線交易生態。
從歷史重大金融犯罪起訴週期來觀察——Boesky 案歷經 5 年、Martha Stewart 案耗時 3 年、Archegos 爆倉案則在 18 個月內完成全球和解——可見跨境證券犯罪的偵審週期正隨執法科技升級而顯著壓縮。葛志案自 2024 年 7 月逮捕至 2026 年 10 月裁定引渡，恰好落在 27 個月的中位數區間，合理預期其後續在美審判將再歷時 12 至 18 個月。
01 起因觸發：葛志 2016 年巴黎密會，跨國內線交易網路成型
02 一階傳導：2017-2020 年間 10+ 家美股上市公司內幕資訊遭提前套利
03 二階擴散：2024 年 7 月新加坡警方逮捕，美國正式啟動引渡請求
04 三階擴大：兩年訴訟期間星美雙邊司法程序對接完成，新加坡 IMH 醫學報告戳破裝病戰術
05 宏觀終局：跨國執法聯網對加密通訊時代金融犯罪的新型偵查典範正式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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