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自然資源與環境永續部（NRES）於國會書面答覆中明確表態，反對單獨為跨境煙霾污染倉促立法。該部指出，任何法案的推動都必須從「有效性、可執行性、舉證責任、外交意涵及與現行法律相容性」五大面向進行通盤檢視，否則將浪費國家資源。
最具體的技術障礙在於跨境執法：境外當事人的取證、調查與執法行動，受限於馬來西亞管轄權的邊界，單一國家法律鞭長莫及。 為證明煙霾源自鄰國，執法機關需要取得火點地圖、座標、土地所有權及縱火者資訊，但這些資訊往往涉及他國的機密、安全與主權敏感性。
部門強調，目前《環境品質法》（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仍將作為打擊露天焚燒與污染的核心法律基礎。馬國將持續透過雙邊機制強化聯合火災監測與滅火行動，並利用《東協跨境煙霾污染協定》（AATHP）平台，推動 2030 年實現「無煙霾區域」的願景。 此一回應是針對國會議員許帕年（Khoo Poay Tiong）的質詢——尤其在砂拉越西連（Serian）因煙霾進入緊急狀態後，立法訴求達到高峰。
這場立法論辯的本質並非傳統意義的政商利益角力，而是環境治理中「國家主權邊界」與「污染物理擴散性」的根本結構性矛盾。煙霾作為一種具備流動性與外部性的環境負載，徹底暴露了主權國家法律體系的管轄極限。
從法律技術面來看，試圖透過國內立法解決跨境污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三重困境」：
這場衝突的深層結構，反映的是東南亞地緣環境治理的歷史路徑依賴——1997 年至 1998 年的大規模煙霾催生了 AATHP，但二十多年來，該協定的執行力始終受限於「共識決」與「不干涉內政」的東協原則。 馬國此次的表態，實質上是將立法倡議者所期待的「強制裁罰」轉化為「區域集體行動」，是對現實政治妥協的務實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2026 年西連的緊急狀態（與 2015、2019 年危機類似）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即便國內環保法令再嚴格，只要鄰國的農地清整與泥炭地火燒行為未受遏制，煙霾仍會跨境入侵，國內立法永遠只是治標，真正的治本方案必須是整個東協的同步執法與產業轉型。
對照 1997 年、2013 年、2015 年與 2019 年的歷史煙霾危機，每隔數年東協便會迎來一次大規模跨境污染事件，但歷次危機最終都因政治意願消退而使 AATHP 改革陷入停滯。本次西連事件後，東協的應對路徑將可能沿著以下三種情境演化：
歷史經驗顯示，每一次煙霾危機都是東協治理改革的「壓力測試窗口」，但能否真正轉化為制度躍遷，取決於危機的持續時間、國際媒體關注度與企業供應鏈的外部壓力三者的共振。
面對這場跨境煙霾治理的結構性僵局，相關決策者應採取以下雙軌策略：
01 起因觸發：砂拉越西連因跨境煙霾進入緊急狀態，引發國會議員質詢立法必要性
02 一階傳導：NRES 正式表態反對倉促立法，主張以《環境品質法》與 AATHP 為核心工具
03 二階擴散：東協成員國間的雙邊火點監測與滅火合作機制再度被提上議事日程
04 宏觀終局：跨境煙霾治理壓力可能倒逼 AATHP 升級，並與全球碳關稅、零毀林供應鏈規範接軌，催生具約束力的區域環境治理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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