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Aam Aadmi Party（AAP）德里分部主席 Saurabh Bharadwaj 於 2026 年 10 月 13 日及 15 日，先後向德里警政署署長 Anurag Kumar、德里副總督 Taranjit Singh Sandhu 及聯邦內政秘書 Govind Mohan 提出正式書面陳情，控訴其於 9 月 29 日、10 月 4 日與 10 月 12 日三次參與示威活動期間，遭到德里警方與準軍事人員蓄意毆打乃至勒頸企圖謀殺。
Bharadwaj 在陳情書中具體指控，10 月 12 日於 Janpath 附近抗議選舉委員會委員長 Gyanesh Kumar 失職時，警方從背後猛扯其襯衫領口，導致呼吸道嚴重阻塞；10 月 4 日於 India Gate 圓環，警方更將其雙腿抬起倒吊，險些造成頸椎與脊椎重傷。
同時，Bharadwaj 亦代為陳情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國會議員 John Brittas 於 10 月 11 日在 Connaught Place 遭警方拖行、塞入警車並施以窒息對待，最終被丟包路邊送醫。他已要求依「刑事共謀、傷害罪、意圖造成重傷害、殺人未遂」等條款登記 FIR（First Information Report，正式案件），並要求由獨立外部調查機構偵辦，否則將向法院聲請。
此事件並非單一偶發的警民衝突，而是印度中央政府（由印度人民黨 BJP 主導）與在野地方政黨 AAP 長期政治對抗的縮影，其本質深植於 2020 年後印度聯邦體制下中央與德里首都圈的憲政拉鋸戰。
德里作為「聯邦屬地」，其警政與土地權長期由中央內政部透過副總督辦公室實質掌控，而 AAP 自 2015 年起連續執政德里邦政府，雙方在治理正當性上的矛盾從未緩解。 此次衝突的導火線，是 Bharadwaj 等人抗議選舉委員長 Gyanesh Kumar 的示威行動。選舉委員會作為憲政獨立機關，其去留問題涉及中央執政黨對選務中立性的掌控，因此抗議行動本質上已觸及中央政府的權力神經。
更深層的衝突軸線在於司法權的介入。最高法院於 10 月 9 日下令中央解除對德里的全面性服務禁令，改採「最小侵害原則」進行管制；聯邦內政秘書 Govind Mohan 隨後遭法院以藐視法庭罪通知，最終在 10 月 15 日發出「無條件且無保留」的道歉聲明，坦承 10 月 9 日限制措施「並非出於故意違抗法院命令」，並主張當日德里警方所要求的行動是基於 7 月 20 日 NEET 洩題案抗議的經驗。
此道歉不僅意味著中央政府在公開層面承認程序瑕疵，更暗示德里警方與中央內政部之間的決策鏈條存在嚴重的內部失能。Mohan 同時請求法院修改 10 月 11 日的命令，允許在「符合法定保障」下保留網路中斷權力——這顯示中央政府無意真正放棄對德里治理的非常態干預手段。
從利益結構觀察，Bharadwaj 選擇將陳情書同時提交給警政署長、副總督與內政秘書三層級，並公開附上影片證據，正是試圖透過「資訊公開」與「多管道的制度施壓」迫使中央無法輕易將案件內部消化。 其政治策略清晰：若 FIR 不獲立案，將立即上法院，將此議題從警民糾紛升級為憲政對決；此一策略已開始奏效，最高法院的介入使中央失去單方面敘事掌控權。
對照 2020 年德里暴動、2019 年喀什米爾網路封鎖，以及 2012 年德里公車輪姦案後的社會動員模式，此事件呈現出「警政工具化、媒體遮蔽、網路限縮」三位一體的維穩特徵，已成為後莫迪時代中央對地方治理爭議的標準作業流程。
無論哪種情境成真，此事件已確立一個重要先例：當「選舉獨立性」、「警方中立性」與「公民集會權」三者交織爭議時，最高法院將不可避免地被推上最終仲裁者的位置。 這也意味著莫迪政府第三任期內的「行政權擴張」敘事正面臨制度性反彈。
01 起因觸發：AAP 抗議選舉委員長 Gyanesh Kumar 任命案，於 Janpath 引發警民肢體衝突
02 一階傳導：德里警方升級執法強度，三度被控對國會議員施以勒頸與倒吊等致命性手段
03 二階擴散：最高法院介入審理，警方限制措施被裁定違憲，內政秘書公開道歉
04 跨黨外溢：CPI(M) 議員 John Brittas 遭波及，反對黨 INDIA 聯盟開始整合反制行動
05 宏觀終局：印度「聯邦屬地治理」與「行政權邊界」議題進入最高法院終局審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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