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軍權重組：佩澤什基安任命國防顧問，戰時內閣面臨存亡危機

這起人事案的本質，絕非單純的人事調動，而是伊朗國家安全體系在被斬首式打擊幾近癱瘓後，於廢墟中強行重建戰時指揮鏈的縮影，其背後牽涉極其深刻的權力博弈與戰略路徑之爭。

首先，從權力繼承的角度審視，在哈梅內伊身亡、革命衛隊司令陣亡的極端情境下，伊朗面臨的核心矛盾是：「誰有權威、並以何種正當性指揮這場事關存亡的戰爭？」 總統佩澤什基安作為名義上的文職最高領導人，卻必須仰賴革命衛隊殘餘的派系共識才能推動任何重大決策；他任命代理國防部長轉正，不僅是行政程序的完成，更是總統府試圖在軍方失控的權力真空中奪回部分決策正當性的關鍵一步。

其次，從派系角力的角度剖析，阿赫拉吉與禮薩的雙軌任命（部長 + 顧問）暴露了伊朗軍政體系的深層裂痕。國防部長職位必須由專業官僚與革命衛隊雙方都能接受的人選出任，而顧問職位則是為佩澤什基安保留的「國王之手」，得以繞過正式部長，在國防部內部建立直屬總統府的平行決策管線。這種制度設計，正是伊朗文官系統在軍方勢力過度膨脹時的制衡機制。

再者，從外部博弈的視角觀察，6 月中旬雖曾簽署停火備忘錄，但隨即爆發的相互打擊凸顯出美伊雙方對「戰爭終局條件」的認知存在根本性鴻溝。美國與以色列的戰略目標至少包含削弱伊朗核能力、瓦解其代理人網路；伊朗則試圖在軍事慘敗後保留最低限度的嚇阻力。這份國防顧問的任命，某種意義上是德黑蘭向華府與特拉維夫釋出的訊號：「我們仍有運作中的指揮體系，請勿低估我們的反擊意志。」

最後，從區域權力真空的角度切入，最高領袖身亡、國防委員會秘書殉職，意味著過去由最高領袖獨攬的戰略決策權如今被迫分散至總統府、革命衛隊殘餘將領、以及臨時選舉產生的新最高領袖辦公室之間。這場高層人事案，實質上是德黑蘭在制度崩壞邊緣被迫啟動的「戰時集權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