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第81屆會員大會於紐約召開，193個會員國參與高層級一般性辯論；然而，美國總統川普為對伊朗與委內瑞拉的行動辯護、以色列總理納坦雅夫為加薩軍事行動辯護，使多邊主義與國際人權價值的說服力再受質疑。
本屆主題為「重建信任、管理轉變：人人受惠的聯合國」，但AI治理進展尤其有限。由挪威與芬蘭推動的《前沿AI模型控制呼籲》僅獲22國簽署，約占會員國10%，且中國與英國在簽署時缺席。
聯合國仍透過國際獨立AI科學專家小組、全球AI治理對話、青年AI憲章等較小規模機制建立制度基礎，但這些措施尚非會員國具約束力的共同政策。
這場衝突本質上是聯合國「普遍代表性」與大國「戰略自主權」之間的權力角力。川普政府反對全球性AI監管，不僅代表美國產業與國家安全利益，也直接削弱其他國家推動共同規範的誘因；中國則希望維持發展速度與技術自主權，同時主張AI造福全球及縮小數位落差，但未在挪威、芬蘭主導的協議上共同簽署。
三方存在清楚的策略計算：美國擔心監管落後使美國AI產業失去競爭力，中國憂慮規則由既有科技強國主導，英國則可能選擇充當美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制度折衷者。AI治理的真正瓶頸不是缺乏技術建議，而是各方都把規則視為競爭力的延伸。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架構。美國、中國、俄羅斯、法國與英國可 否決秘書長人選及多數重大決議，而現任秘書長任期於年底屆滿。拉美與加勒比地區自1991年起未再出任秘書長，雖有區域輪替慣例，性別平衡卻因從未有女性秘書長而受到關注。
這使秘書長選舉形成封閉俱樂部：候選人若不能維持現有權力結構，就難以取得安理會五常支持；若完全服從五常利益，又難以改造聯合國。Grynspan與Grossi雖分別強調問責、預警、開發及公私協作，卻未觸及安理會改革或擴大會員大會權力。
聯合國的困境延續了冷戰時期以來「普遍席位、實際特權」的結構。1990年代網路治理採多利益方模式，2000年代氣候議程透過《巴黎協定》形成廣泛共識，但當時主要大國仍願意承擔制度成本。如今AI同時牽動國安、產業競爭與言論自由，利益分歧比過往更深。
01 起因觸發：第81屆聯合國大會高層辯論與AI治理協議簽署不足。
02 一階傳導：AI國際監管僵局直接影響模型安全測試、資料治理及跨境部署要求。
03 二階擴散：美中歐各自制定規則，企業面臨合規碎片化、重複測試與資料合規成本上升。
04 資本重配：安全、稽核與事故通報技術成為新市場，資本由單純追求模型能力轉向風險可控性。
05 制度僵局：安理會五常否決權與秘書長選舉相互鎖定，使聯合國難以推動結構性變革。
06 宏觀終局：全球治理走向聯盟與標準網路並行，聯合國退居知識、合法性与協調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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