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17歲高中生阿吉特・阿加瓦爾（Arjit Aggarwal）於2024年、也就是15歲生日當天創立Sprout Academy，嘗試將新創企業的問題辨識、需求驗證、產品設計及執行方法，轉化為適用於國小至高中第12年級的創業學習平台。平台目前採取學校課程、工作坊、挑戰營與創辦人案例內容等實務型教學模式，而非僅讓學生準備商業計畫書。
阿加瓦爾自3歲起便觀察父親打造兩家新創企業並發展為獨角獸公司，因而將這種家庭經驗轉化為面向同儕的教育計畫。其學校合作方案已觸及北阿坎德邦約700名學生及古吉拉特邦約1,200名學生，讓部分已參與科學競賽的學生理解，作品不只停留在展示或比賽，也能進一步對接使用者需求並形成可被採用的解決方案。
這項計畫的實質目標，是把「創業」由選修的商業技能，改造成適用於所有年齡層的思考方法。受惠者不必立即成立公司，但應學會觀察問題、訪談使用者、測試構想及承擔失敗，以培養創造力、適應力與行動信心。不過，原文屬企業提供的宣傳內容，觸及人數目前仍待獨立來源驗證。
這起事件本身不是典型的政商利益衝突，而是一項青年創業教育模式的實驗；真正值得解析的核心，是「培養未來創辦人」與「提升全民 problem-solving 能力」之間的教育取捨。Sprout Academy挑戰的傳統前提是：創業教育只適合高中高年級學生、已有明確商業構想者，或準備進入商學院與金融業的年輕人。其課程設計則把創業拆解為可觀察、可練習的認知程序，讓低年級學生也能從校園與生活問題出發，學習提出假設、尋找利害關係人及驗證方案。
這項轉變具有三層背景。第一，印度新創生態高度集中於科技、網路服務與少數都會圈，資源容易向已有資本、人脈與名校背景的學生集中；將創業思維前移到基礎教育，理論上有助於擴大新創人才池。但「觸及更多學生」不等於「縮小階層差距」，若師資、設備、課程設計與後續資源集中於少數都市和菁英學校，活動反而可能把風險意識與商業語言包裝成另一種資訊不平等。
第二，科學教育長期強調可驗證的學術成果，創業教育則要求學生面對使用者、商業可行性與組織執行。兩者並非互相取代，而是分別訓練「答案必須正確」及「問題是否值得解決」。Sprout Academy若能把科學專題延伸至需求訪談、原型測試與市場驗證，便可能補足傳統課堂較弱的「從技術成果轉向社會應用」環節。
第三，青少年創業也有過度商品化與 survivorship bias 的風險：成功案例容易被放大，未成功、退出或選擇學術及公共職涯的學生則較少受到關注。真正高價值的指標不是成立多少新創公司，而是學生是否更能提出問題、協調資源、理解風險並作出有依據的決策。這也決定該平台究竟是一套教育服務、一個新創品牌，還是一項能夠被學校採用的創業素養基礎設施。
Sprout Academy反映的不是單一少年創業故事，而是一項更廣泛的教育典範轉移：企業家精神正由「鼓勵少數學生複製成功創辦人」，轉向「讓所有學生理解市場、資源與不確定性」。這與美國校園開始推動新創教育、歐洲強調problem-based learning，以及印度新創政策將人才培育視為成長基礎的趨勢相互呼應；但各國能否成功，仍取決於教師能力與教育制度能否承接。
01 起因觸發：15歲創辦Sprout Academy，推動全校創意教育
02 一階傳導：學校課程、工作坊與創業營開始分級導入
03 二階擴散：教育科技平台與企業人才培育增加跨界合作
04 宏觀終局：創業思維由少數菁英技能轉為基礎教育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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