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與醫學院完成一項耗時約兩年的研究，由康乃狄克大學創業學教授 Timothy B. Folta 與雪城大學經濟學教授 David Popp 共同主持，評估美國能源部 SBIR、STTR 計畫的創新成效。委員會分析申請人、獲獎者資料、商業化結果，並訪談官員、企業與產業專家。
報告的核心判斷是，能源部的小新創投資確實促進技術創新並支撐部門任務，但不同計畫辦公室應採取不同的成功衡量標準。2025 年 SBIR／STTR 計畫向創新企業投入約 45 億美元，其中能源部創新與技術方案超過 3 億美元。委員會已向國會職員、能源部官員及美國小企業管理局簡報，結論將直接影響後續補助配置與政策設計。
這項研究的實質並非技術路線之爭，而是聯邦創新政策究竟應以「企業營收、商業化成果」衡量，還是應承認科研儀器、能源關鍵技術與國家任務導向型成果具有不同價值。能源部轄下計畫橫跨電力、核能、能源效率、潔淨能源、資安及科學研究等領域，若以新創公司市值、銷售額或股權報酬作為單一尺規，便可能低估無法立即變成消費商品、卻能提升政府研發能力的投資。
真正的政策矛盾，是行政機關需要可比較的績效數據，國會卻要求補助同時肩負創新、創業與國家戰略任務。前者有利於預算稽核及問責，後者則需要長期容忍失敗、保留技術外溢與知識累積的空間。若所有 SBIR／STTR 資助都以近期商業成功為標準，研發風險較高、回收期較長的能源技術將被系统性低估；若完全不以成果衡量，又可能弱化公共資金紀律。
因此，委員會提出任務導向的差異化衡量框架：商業化辦公室可以追蹤企業成立、營收與外部資本；科學儀器及部門內部技術方案則可採技術成熟度、任務貢獻、採用率與後續研發價值的組合指標。這代表美國聯邦創新治理正從「花了多少錢、是否商業化」轉向「每一類公共資本究竟買到什麼國家能力」。
這份報告與美國歷次重大創新政策調整具有相似結構：二戰時期的研發補助建立國家Laboratory體系，冷戰時期的 DARPA 模式容許高失敗率與跨機構協調，1980 年代《小型企業創新研究法》則將聯邦研發需求接入新創企業。當時的共同課題不是「政府是否介入市場」，而是如何讓公共研發資金形成社會回饋，同時避免以短期商業成果扼殺基礎研究。本次國家科學院報告延續這條政策主線，但把評估焦點由投入規模拉回任務成果。
01 起因觸發：國會要求國家科學院評估能源部SBIR與STTR的創新及政策成效
02 一階傳導：能源部與國會重新設計補助審查、成果指標及後續撥款規則
03 二階擴散：新創企業、科研團隊與早期投資人調整技術文件、量產路線及募資敘事
04 產業傳導：能源、資安、先進製造及科研設備供應鏈獲得更明確的政府需求訊號
05 宏觀終局：美國聯邦創新政策由投入數字管理，逐步轉向以國家能力與任務貢獻衡量公共資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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