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反對黨「INDIA」聯盟於11月1日在德里舉行「Chalo Delhi」集遊與大型集會，反對黨領袖拉胡爾・甘地指控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JP）以強制手段關閉康諾特廣場所有商店，導致商販損失；但截至報導發布時，商店遭強制關閉的說法主要來自甘地本人，尚未見商會、店主或警方提供完整佐證。
集會由國會少數黨領袖拉胡爾・甘地、國大黨主席卡爾吉等聯盟領袖率領，隊伍從康諾特廣場前往拉姆利拉廣場。約一萬名警察與準軍事人員部署中央德里，並配合路障及無人機監視。
反對陣營主張選舉人名冊存在系統性漏登，抗議特別密集審查（SIR），要求選舉委員會主席吉亞內什・庫馬辭職，並主張以紙本選票取代電子投票機。BJP則在西部德里另辦遊行，紀念1984年反錐克教暴亂，批評國大黨在事件週年集會藉題發揮。
這場衝突表面上是康諾特廣場商鋪是否被強制關閉，实质上則是印度選舉制度攻防與反對黨動員能力的一次壓力測試。選舉人名冊是政黨分配資源、招募支持者與計算選勝機率的共同基礎，因此，任何名冊爭議都會直接牽動政權版圖。甘地指控商店遭關閉，具有明確的政治訊息設計：既可將反對黨集遊塑造成支持商業、凝聚選民的活動，也能在媒體畫面中呈現受傷的零售業者。
反對聯盟的戰略利益，是把「對選舉人名冊不信任」與「集會期間公共空間遭行政限制」連結起來，形成一條涵蓋投票權、商業權與集會權的指控鏈。聯盟要求選委會主席下台、推動紙本選票，意味著其目標已超越單次集遊，而是試圖改變選舉制度與選舉管理機關的權威配置。
BJP的回應則採兩條路徑：一方面動員聯邦部長、德里地方首長與錐克教社群代表，以1984年暴亂的政治責任反制國大黨；另一方面選擇在西部德里平行遊行，顯示執政黨不只在防守，也試圖將反對陣營的集會敘事轉化為族群與歷史記憶議題。誰能控制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身分被看見，將直接影響選前凝聚與投票率。
康諾特廣場關店指控仍是本次事件最大的資訊缺口。集會、警方部署與交通管制具備公開紀錄，但「BJP強迫關閉每一家店」需要店主授權紀錄、店舖通知、影像或商會統計交叉驗證。在查核完成前，應把它界定為政黨指控，而非已確立事實。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集會動員、選舉名冊爭議與行政機關維穩能力已被綁在同一場政治事件上。
印度過去的大型政治集會常同時扮演選舉動員、協商整合與衝突風險預演三重功能。1984年反錐克教暴亂的週年背景，使本次事件具有額外敏感度；這意味著，即使主要爭議是選舉人名冊，當地社群仍可能因象徵、歷史責任與街頭安全而迅速升溫。
01 起因觸發：反對聯盟集遊、反對SIR選舉人名冊及要求紙本選票
02 一階傳導：康諾特廣場商圈營業、交通管制與警方維穩壓力上升
03 二階擴散：政黨擴大全國造勢，族群歷史記憶與選舉制度爭議合流
04 宏觀終局：選舉公信力與街頭安全可能影響選舉結果及印度政策風險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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