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全國職工聯盟（CITU）於2025年12月1日發動前往國會的遊行，抗議中央政府施行《工資法典》《工業關係法典》《社會安全法典》及《職業安全、健康與工作條件法典》。CITU祕書長埃拉馬拉姆・卡林表示，工人預計11月30日集結於新德里的拉姆利拉廣場，若警方阻止前進，將轉為持續靜坐，並要求會見總理與聯邦勞動部長。
這場行動並非單日集會，而是要求撤銷四部勞動法典的持續抗議。CITU宣稱，此前已組織多場全國罷工，且在地方會員數由約240萬增至逾320萬、全國會員約達1,200萬。核心爭議集中在法定工資、僱用裁員、工會權限、社會安全與工作安全規則能否兼顧勞工保障及企業競爭力。
這場衝突本質上是印度勞動市場治理方式的政治與經濟角力：聯邦政府試圖以單一、可預測的制度取代多套產業別規則，工會則認為新制把市場靈活性置於勞工保障之前。四部法典真正改變的，不只是程序，而是企業面對勞工成本、裁員限制與工會協商義務時的邊際成本。對政府而言，整頓法令可降低跨州營運差異、吸引投資並提高 formality；但對工會與部分非正規勞工而言，統整法典也可能弱化既有保護、增加個別企業的裁員與排除勞工空間。
工會的戰略是將局部勞資爭議提升為全國制度議題，先集結遊行、靜坐及持續抗議，再以跨州動員和會員成長壯大聲勢。其訴求雖聚焦撤法，但已表達要求與總理及勞動部長直接會見，顯示目標不僅是街頭施壓，也包括試圖迫使執政者重新談判制度正當性。
政府則面對兩難：若全面撤回，可能被投資人視為政策不確定性升高；若維持原案，又可能使反對黨、工會與製造業勞工形成共同議程。後續壓力較可能先出現在勞動密集製造業、倉儲物流、紡織、電子代工、建築與平台型零工，而非所有產業同步受衝擊。最大受益者可能是主張降低法規差異與裁員限制的雇主；最直接承壓者則是高依賴低成本、非正規僱用與弱議價能力勞工的企業與工作族群。
印度勞動法典自2024年11月生效以來，企業已逐步完成制度轉換，單純要求全面撤回的政治成本正高於修訂或保留核心條文。未來三至六個月，政策僵局比立即逆轉更可能。
歷史經驗顯示，印度重大勞資衝突通常比全面政策撤回更常以「政府保留框架、工會取得部分讓步」的代議機制收場；真正改變力量對比的，是工會能否跨越邦別與產業別，維持全國性團結。
01 起因觸發：四部勞動法典生效後，勞工保障、僱用彈性與工會權限的衝突持續累積
02 一階傳導：纺织、汽車零組件、電子代工、倉儲物流與建築業面臨更高的合規及協商成本
03 二階擴散：跨邦工會串連與罷工威脅，可能擴大為供應鏈延誤、資訊安全維運缺口與外資保險成本上升
04 宏觀終局：印度勞動市場可能走向更統一的法規架構，但短期將由政府、企业與工會三方反覆協商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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