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依據與尼日的雙邊軍事協議，在尼日政府請求下派遣國民人民軍部隊；部署已獲尼日國會批准。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發言人阿努爾・艾爾・阿努尼表示，歐盟密切關注部署範圍、目的及法律依據，並要求說明。
阿爾及利亞前駐西班牙與墨西哥大使阿卜杜勒阿齊茲・拉哈比認為，歐盟並非協議當事國，沒有法律地位要求阿爾及利亞向其交代。爭議焦點因此不是部署本身，而是歐洲是否正試圖將歐盟的區域觀察權延伸為對非洲國家安全決策的審查權。
這場衝突存在實質的權力角力，但不宜簡化成「歐洲質疑非洲主權」與「阿爾及利亞維護主權」的二元對立。歐盟的追問，部分可能反映對跨境武裝、軍事物資流動及歐洲安全外溢的合理關切；然而，若要求說明的程序、權限與範圍未先獲得尼日與阿爾及利亞同意，實際效果便接近於事前否決或事後问责。
阿爾及利亞的核心戰略，是把對薩赫勒的介入由邊境防衛提升為「鄰域安全」，藉由與尼日等國建立雙邊協議，取得跨境預警、軍力投射與供應線保障的主動權。其目標未必是建立永久勢力範圍，而是降低武裝集團、武器走私網路與庇護所對阿爾及利亞南部邊境的威脅。
法國的傳統影響力下降，是更關鍵的背景。2011年利比亞崩解、2020年馬利政變及2023年尼日軍事政變後，法國在薩赫勒的軍政網路已難以像過去一樣運作；北約於2024年撤出馬利、歐洲軍力亦逐步下降，使區域安全出現權力真空。阿爾及利亞填補這個真空，不僅擴大自身戰略縱深，也削弱法國、歐盟及外部捐助者對當地安全議題的單獨發言權。
但前議員拉赫達爾・雷扎格・巴拉援引《查德論壇報》稱，法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以色列曾推動制裁阿爾及利亞與尼日；這項說法目前缺乏獨立證據支持，不能視為既定事實。真正的結構性矛盾，是歐洲希望保有安全影響力與話語權，而阿爾及利亞正把區域安全決策權重新界定為非洲國家自己的權力。
從2013年伊尼阿梅納斯天然氣設施遇襲，到2014年馬利北部危機、2020年政變及2023年尼日政變，薩赫勒威脅已由邊境問題演變為跨境網路問題。歷史顯示，單一國家即使強化巡邏，若缺乏區域協作與上游治理，也很難永久消除風險。
01 起因觸發：阿爾及利亞依雙邊協議向尼日派遣軍隊，引發歐盟要求說明部署範圍與法律依據。
02 一階傳導：阿爾及利亞與尼日擴大邊防、情報及後勤合作，歐洲安全主導權受到制度性削弱。
03 二階擴散：制裁與反制裁風險升高，區域軍工、情報技術、衛星監控及維修需求增加。
04 跨國外溢：歐洲與阿爾及利亞的摩擦擴及薩赫勒政策、移民、能源走廊與礦產開發。
05 宏觀終局：非洲國家透過區域聯盟及雙邊協議加速安全自主，歐洲影響力轉向資金與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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