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排項目逾140名科學家估算，2026年全球化石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約422億噸，較上年下降0.4%。這是21世紀全球碳排第三次年度下降，前兩次分別發生於2009年全球金融衰退及2020年新冠疫情；今年卻不是源於再生能源快速替代，而是伊朗戰爭與荷姆茲海峽航運受阻造成的能源衝擊。
研究團隊發現，石油排放下降近2%、天然氣排放下降0.3%，但煤炭排放反升0.6%。科學家判斷，這種不同燃料間的同步變化及急劇轉折，與中東衝突推高油價、抑制燃油需求高度吻合；若是再生能源擴張與化石燃料系統性退場所致，石油排放應呈現較平緩的高峰與後續下降。
這項研究整合全球觀測資料及年底前模型估計，成果公布於《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Discussions》與《Nature Climate Change》，並將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提出。數字雖呈下降，卻代表能源安全危機造成的被動減碳，而非全球氣候政策取得結構性突破。
這場能源衝擊本質上是地緣衝突、全球供應安全與氣候治理之間的三角角力。伊朗戰爭切斷荷姆茲海峽這條全球石油運輸命脈，使航運、煉油、燃料替代與再膨脹同步惡化；對高度依賴中東原油的進口國而言，油價與運費上升會壓縮消費並降低交通用能，但對未受封鎖直接影響的產油國與企業而言，卻可能帶來額外 windfall，也就是超額利潤。
核心矛盾不在「碳排下降本身」，而在下降是否具有可持續性。若能源衝擊只是把需求由道路運輸移往低效率燃煤發電，總減碳效益便會被侵蝕；數據中煤炭排放增加0.6%，已顯示市場正在尋找較便宜的替代能源，而非完成終端电气化。過去兩次全球碳排下降後都伴隨經濟復甦，化石燃料使用也迅速回到原有軌道，顯示危機造成的減排往往只是暫時性中斷。
戰略貿易流向與供應鏈依賴度
HS 2709資料來源：UN Comtrade 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庫 · 全球市場規模 每日約 1.02 億桶 (全球最大宗貿易商品)
2009年金融危機與2020年疫情都曾讓全球碳排短暫下降，但經濟復甦後，需求很快回到舊有軌道。2026年的差異，在於減排驅動力來自戰爭造成的供應中斷，而非公共衛生或需求崩潰；因此，它可能既更劇烈，也更容易因替代油源增加而被逆轉。
綜合判斷，未來兩年最大的風險不是碳排增加，而是市場把戰爭造成的偶然下降誤認為結構性減碳，因而延後必要投資。
01 起因觸發：伊朗戰爭與荷姆茲海峽航運受阻，推升全球油價與燃料成本
02 一階傳導：石油需求下降、煤炭替代增加，能源進口國面臨通膨與供應風險
03 二階擴散：未受直接影響的產油國與企業取得超額收益，替代油源投資加速
04 宏觀終局：全球碳排短期下降，但氣候治理、能源安全與經濟成長的政策矛盾更加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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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ED 地緣衝突與安全熱區監測
CRITICAL (極高衝突)監測熱區：中東與紅海走廊 (Middle East & Red Sea Corridor)（葉門 · 以色列 · 黎巴嫩 · 荷姆茲海峽）
📡 區域安全態勢評估： 紅海曼德海峽商船遇襲風險持續高企，多國海軍聯合護航行動持續進行，牽動蘇伊士運河全球航運保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