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工商聯合會(PHDCCI)直接稅委員會主席 Mukul Bagla 向 ANI 表示,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應分級設定:30 萬盧比以下課徵 20%、30萬至50萬盧比課徵25%、超過50萬盧比課徵30%,以降低中產與高所得者負擔並提升報稅意願。
Bagla 以 2019 年企業稅率調降為例,主張有效稅率由接近 35% 降至約 25%(公司稅率 22% 加附加稅),帶動企業稅收由約 6.6 兆盧比增至 12 兆盧比;今年 4月至10月企業稅收年增近 21%,個人所得稅收同期亦成長約 8%。
在資本市場稅制方面,他主張上市證券長期資本利得稅(LTCG)降至零,短期資本利得稅由 20% 降至 10%,適用對象包括外國 Portfolio 投資人(FPI)與本土投資人,理由是抑制外資流出並擴大 IPO 融資。
這場爭議的核心並非單純「減稅是否有利」,而是印度政府如何在財政收入成長、資本市場吸引力與納稅人權益之間重新分配政策優先序。PHDCCI 的論點建立在拉格朗日式財政框架:降低邊際稅率可提高合法申報與投資意願,擴大稅基後反有助於總稅收;這也是 2019 年企業稅改的核心經驗。
但利益分布並不均勻。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下降,直接受惠者是中高所得族群與新興投資人,代價則由公共支出承擔者、低所得者及仰賴財政移轉的社會部門分攤。若政府未同步精簡支出或擴大稅基,減稅可能成為財政赤字的放大器,而非單純的效率革命。
資本利得稅歸零更具政策矛盾。印度財政部多次將資本利得稅視為抑制短期投機、縮小貧富差距的工具;券商、資產管理業與高資產家庭則主張,稅負過重使長期資金轉向境外市場或低稅負資產。PHDCCI 將 FPI 淨撤出列為主要理由,實質是在要求政府以稅制讓利交換長期資本回流。
更深層的制度問題在於稽核救濟。據 Bagla 說法,約 60 萬件稅務上訴積壓,部分案件已懸宕七至八年;小型納稅人在上訴期間遭追繳爭議稅額的 20%,高於財政部長承諾的 10%。若正式通知未落實,即使名目稅率下調,企業仍可能因現金被凍結而停止投資,顯示印度真正需要的是可預測的稅務救濟與法治環境,而不只是更漂亮的稅率表。
印度歷史上多次以「先減稅、再擴稅基」推動經濟成長。2019 年企業稅改後,企業稅收確實由約 6.6 兆盧比增至 12 兆盧比;2025 年預算案中的個人稅負減輕,也伴隨本年度個人稅收約 8% 成長。然而,單一企業部門的歷史經驗,不能直接證明個人與資本利得稅同步下調具有相同財政效果。
01 起因觸發|印度PHDCCI於2026年聯邦預算案前提出個人稅率分級、LTCG歸零與STCG減半建議,並將FPI持續撤資列為主要理由。
02 一階傳導|若採納,上市股票交易與IPO發行成本下降,券商、資產管理業、科技新創及本土高所得家庭受惠最直接;財政部則面臨收入結構重估。
03 二階擴散|FPI資金若回流,將影響盧比、印度公債殖利率、外資持股水位與新興市場套利交易;大型科技業則可能透過股權薪酬與研發投資擴大招募。
04 二階擴散|稅務上訴積壓與爭議稅款追繳若未改善,即使名目稅率降低,企業現金流與投資信心仍受壓,政策效果出現傳導斷層。
05 宏觀終局|改革最終將決定印度能否由高稅負、弱救濟體制轉向可預測的市場型財政制度;若只減稅不整頓支出,貧富差距與財政失衡風險將同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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