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性別平等研究所(EIGIE)最新年度研究顯示,荷蘭女性去年薪資中位數僅為男性的68.8%,居歐盟26國最寬;同住伴侶間差距更達35%,即女性平均收入僅為伴侶的65%。雖然兩項數字較前一年均有改善,整體性別落差也正以快於歐盟的速度縮減,但荷蘭在整體排行僅列第五,落後西班牙、比利時與愛爾蘭等主要競爭者。
荷蘭的高學歷女性比例達60%,高於歐盟平均的51%;國會女性占40%,大型企業董事會女性占44%,同樣領先多數會員國。然而,女性僅占30%管理職,卻占低薪勞動者的44%,顯示教育與政治參與的領先,未能轉化為薪酬與職涯頂端的對等地位。
研究亦指出,教育、醫療照護與餐飲等領域集中了較多女性,但藝術與人文科系畢業生約四分之三為女性,科學、科技與數理領域則僅約三分之一。荷蘭縮小性別差距的進度雖快於歐盟整體平均,仍落後於西班牙、比利時及愛爾蘭。
荷蘭的性別落差並非單純「同工不同酬」,而是一套由教育分流、家務期待、育兒制度與職場結構共同構成的制度性錯配。高學歷女性比例與女性國會、董事會占比均領先歐盟,卻集中於低薪或較少管理權的位置,形成所謂「頂端旁觀」:女性已進入專業資格與權力核心,卻未能在收入與領導職位獲得相稱回報。
烏特勒支大學社會政策教授 Mara Yerkes 指出,教育與醫療照護較容易提供兼職及彈性工作,使女性持續被社會期待肩負育兒責任。當「母親」仍被視為主要照顧者,女性便會被推向可預留家庭時間、但天花板較低的職位。
家庭內部的時間分配顯示,近半數12歲以下兒童的母親每週投入育兒35小時以上,男性僅26%,是歐盟最高水準之一。然而,荷蘭家庭在結束高額育兒津貼後,平均還需等待四年才能取得托育名額,意謂高學歷女性即使具備專業資格,仍可能在關鍵職涯階段被迫退出全職勞動市場。
這項議題的實質利益角力,存在於政府、雇主、家庭與女性勞動者之間:政府面臨托育供給不足、勞動參與率與生育意願的張力;雇主雖獲得高學歷人才,卻也承擔照顧責任與缺工風險;家庭則在「女性 Careers」與「男性 Careers」之間形成實質分工。荷蘭若要真正縮小薪資差距,必須從資訊性別平等,轉向重新配置照顧責任與工作時間。
荷蘭的案例可與歐盟過去二十年的性別平等政策演進對照:從薪酬透明化、職涯中斷與育兒津貼,逐步走向「縮小經濟權力差距」的框架化治理。荷蘭的優勢是高學歷比例與政治參與,弱點則是家庭責任仍高度性別化,制度性障礙取代了明顯的單一歧視。
01 起因觸發:EIGIE年度研究公布荷蘭女性薪資中位數為男性68.8%,同住伴侶差距達35%。
02 一階傳導:低薪女性集中於醫療照護、清潔與餐飲,妨礙女性進入高階管理與高報酬職位。
03 二階擴散:女性專業職涯中斷與管理權不足,透過企業治理、養老給付與家庭消費形成長期效應。
04 宏觀終局:荷蘭若未補足托育並重新分配育兒責任,高學歷優勢可能無法轉化為經濟權力,歐盟領先位置也將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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